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是中国抗战的防御阶段。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对日寇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太原”、“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战略大会战，在这些会战中，除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取得胜利外，其他会战都惨遭失败。但中国军队并未在失败中绝望，而是在屡败屡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战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谱写了抗日战争的一段辉煌战歌。
唤醒了民众，展示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
抗战前，中华大地内忧外患，国内战争连绵不断。“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感召下，在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兵谏”之下，国共达成了联合抗战的共识。“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在屡败屡战的会战中，国家、政党、团体和民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统一。
一是炎黄子孙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中华儿女素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面对凶残至极的强寇入侵，他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工商业资本家踊跃认购救国国债，各界民众积极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素有爱国情结的海外华侨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等就发起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东南亚各国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华侨也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大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外华侨的月捐平均达到1350万元。仅1938年，菲律宾华侨捐献飞机50架，旧金山华侨捐献飞机10架，新加坡一商埠捐献运输汽车40辆。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仅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万众一心的中华儿女像一头苏醒的雄狮，筑起了一道抗击倭寇的新的钢铁长城。
二是参战官兵表现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正气。抗战初期的中日会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作战。中国官兵几乎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同强敌鏖战的。驻守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就曾提出：“以我们的肉蛋和鲜血，战胜日寇的铁蛋和坦克。”所以，每次会战都打得十分惨烈。广大官兵都抱有精忠报国、战死沙场的决心，不畏强虏，同仇敌忾。牺牲在台儿庄战场的第二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临赴前线之前，给老母的信中写道：“遭此期间，只等将日本贼杀个干净，才能了却我的责任。”牺牲在忻口会战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临终遗言：“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为了抗击日寇的进攻，国军几乎是整连、整营的阵亡。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谈到淞沪会战时指出：“我军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官兵们拼死沙场战强虏的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苏联《真理报》评论说：捍卫自己祖国每一寸土地使之免遭日本侵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以自己光荣的军队而驰名于世界。
消耗了敌人的实力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图谋
日本是一个岛国，内部回旋的余地不大，素有侵略扩展的野心。同时，有限的活动空间，又造成了日本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经过日俄战争和甲午海战之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朝野更是夜郎自大，狂妄至极。战端一拉开，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华一击论”者就占据上风，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提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卢沟桥事变时向裕仁天皇保证：“在一个月内打垮中国”。这种狂妄的野心使他们不顾分散兵力之大忌，在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同时作战，企图一举灭亡大中华。正面战场屡败屡战的会战，虽然没有彻底打垮日寇的进攻，但却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斗志，提升了中国军队的地位。
一是严重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沉重打击了敌人的锐气。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年底，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会战，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陆续投入23个师团、16个旅团(不包括东北关东军)近百万人的兵力，占日军总人数的2/3以上，而且每次会战，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力抗击，日军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1938年底，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万多人，仅武汉会战就伤亡20多万人。随着日军伤亡的不断加大，战线的日益拉长，日军兵力分散，兵员奇缺，加之中国军队的打击，给日军肉体上和心理上都造成了巨大的毁伤，士气日见低落。连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哀叹：“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使我心情忧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时，特别是瑞昌野战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
二是遏制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宣告了日寇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开战之初，日本侵略者想凭借其优势装备很快使中国军队就范。但正面战场中国军人屡败屡战的殊死抗战，使得日军这支不可一世的狂妄军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仅淞沪会战就打了整整三个月，粉碎了日寇“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神话。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本虽然占领中国23%的富饶国土，但却制服不了中国。经过一系列的会战，挫败了日军的锐气，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了。武汉会战的结束，已经宣告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彻底破产，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中华民族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而日本却是一个资源匮乏的荒蛮岛国，所以，他们不仅对我国丰沛的物质财富觊觎已久，而且对我国优秀的文化财富垂涎三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掠夺我国的社会财富，并以此作为侵略亚洲和其它国家的基础。“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资敌，积极进行经济和文化资源战略转移的总动员，长达一年多的战略会战，为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向西迁徙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抗战爆发前夕，全国30人以上的工厂共有3935家，资本37100万元，工人约45万，其中东南沿海为2998家，占总数的76%，上海1235家，占总数的30%以上。“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塘沽一代的工业几乎全部资敌。为了保存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政府千方百计地动员工商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的后方省区，继续从事军需民用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华北、华东和东南沿海城市的许多工商业资本家响应国家号召，抱着与敌斗争到底的决心，在政府的组织和协助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将工业设备和技术资金向内地迁徙。据统计，在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河南、山东等地，向武汉迁徙的厂家就有170多家。截至1938年10月24日，由武汉辗转内迁的工厂有304家，物资5100多吨，科研、技术和管理人员一万余人。战争初期从华北、华东迁入内地的企业成为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在发展民族经济，支持持久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才是立国之本。“七?七”事变后，为了避免日寇对我文化教育机构和人才资源的摧残和杀戮，在动员工业内迁的同时，也积极地动员科学文化和教育出版机构以及各类人才的迅速内迁。据悉，1939年以前，从华北、华东、华南迁至西南、西北后方的各类人才多达1400多万，其中从武汉辗转内迁的人员就有200多万，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人口迁徙期，也是一次转移民族力量的抗日动员。战区的高校和文化单位冒着抗日会战的炮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艰难跋涉、辗转内迁。据统计，抗战爆发以后，先后有48所高校迁到四川，占战前国统区全部高校的44%。此外，还有不少高校迁往广西和云、贵，其中浙江大学迁往贵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时成为大后方培养民族英才的摇篮。与此同时，大批新闻出版和印刷单位也陆续迁往西部，大批珍贵的文物宝藏也在战乱中源源不断的运往内地。这不仅使中国的教育文化资源免遭更大的破坏，而且也保留和培养了大批的民族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