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地区的主要战场之一。为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无数中国民众饱受战争之苦。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在华侨民同样遭受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沦陷区的西方侨民被日军关入专门设立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其中大多数人一直被囚禁到抗战胜利。
在华侨民被关入集中营
卢沟桥事变后，大量在华西方侨民因来不及撤离而滞留中国，其中很多人处于战区。以英美两国为例，美国在华侨民总数约为10500人，英国仅仅在上海一地就有11631人。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国均有相当数量的侨民分布在中国各地。西方侨民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受到了战争直接影响。为了避免介入中日战争，英美等国政府向在华侨民下达了撤侨令，并派出军队进行疏散，撤离大量人员。尽管如此，日军的侵略行为仍然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华利益造成了直接冲击，大量属于西方国家的建筑和财产遭到轰炸与洗劫，更有西方侨民被日军杀害。1937年12月13日，美国军舰“帕奈号”(Panay)在长江上无端被日军飞机击沉，造成人员死伤，充分暴露了日军无差别杀戮的暴行。
珍珠港事件后，同盟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日本也在中国沦陷区对同盟国在华机构与人员发起了军事行动。起初，日军将中国沦陷区各地同盟国侨民强制安排在各大城市的指定场所，集中居住。西方侨民被迫戴上标有国籍的特殊袖章，活动范围受到限制，遭受日本宪兵的严密监控。
1942年2—3月，美国政府对居住在西海岸的轴心国侨民采取疏散措施，以防止轴心国的间谍活动。为了报复美国这一措施，日本也在其国内和各占领区设立集中营，关押同盟国侨民。日军所设的专门关押同盟国侨民的集中营，名为“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当时，中国舆论一般称之为“盟国侨民集中营”。1942年底，日军完成了集中营所有准备工作，最终选定在香港、上海、广州、扬州、山东潍县等地，设立十多处集中营。
1943年1月，散居中国沦陷区各地的西方国家侨民被强行关入上述各地集中营，总人数超过1.3万人。西方在华侨民成为事实上的战争受害者，仅有极少数人通过两次日美换侨计划获释回国，大多数人则一直被关押到抗战胜利。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日军随即将中国沦陷区的意大利侨民也关入集中营。这些被囚难民中有一些知名人士，如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李爱锐、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大使恒安石。
日军实行残酷统治
同盟国侨民集中营一般利用原来西方在华机构建筑，例如教堂、学校、工厂、医院等，日军将其改造成监狱。在外围设立壕沟、铁丝网、高架电网、岗哨和塔楼，由日军或武装警察严密看守。在这种情况下，被囚人员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与外界的联系被严密监控。除了生病可以在军警的监视下外出就诊外，所有难民都被关在集中营内不准外出。被囚人员与外界有限的通信则要经过日军审查，而且严格限定通信次数。私人的收信机在入狱前就被搜走，日军只给他们提供简陋的宣传材料。国际红十字会和中立国瑞士领事曾经获得机会进入集中营探望，并带来部分生活物资，但这对难民的人身境况毫无改善。
集中营内的事务名义上实行“自治”方式，实际上日军强令难民承担营内所有工作，比如做饭、洗衣、清洁、修补、园艺。儿童也不得不做工，年龄大一点的孩子甚至要做成年男子的工作。日本看守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他们会突然搜查难民卧室，发现违禁品后，全部没收。山东潍县集中营的日军看守，在营内以高出市价三到五倍的价格兜售食物。对于那些集中营外向西方难民售卖商品的小贩，日军直接开枪射击。战争后期，日军违反国际法，将上海集中营内的难民作为人质转移到一些重要建筑内，迫使盟军放弃轰炸。
日军在集中营内制定了森严的管理制度，严防任何反抗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西方难民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看守管理，任何反抗行为换来的都是毒打、虐待甚至枪杀。难民不准谈论一切不利于日本的话题，所有反日言论或行为都被严厉禁止，一旦被发现，同样遭受拷打。为了防止越狱，集中营内每天由日军进行点名。由于不堪忍受日军虐待，很多集中营发生了越狱事件。日军对越狱行为无情镇压，并施行连坐制度，被抓者遭到严刑拷打，与之相关的侨民也要受到惩罚。龙华集中营因为日本看守审问越狱事件知情者曾引发骚乱，但很快被镇压。总的来说，日军看守对待难民粗暴而无礼，由于被关押难民全部为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对于日军的暴行根本无力抵抗。
难民生活极其困苦
日军严格控制集中营的各种生活用品和医疗物资，初期难民仅能维持基本生存。随着战争的进行，集中营内食物和日用品极度短缺，难民普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而医疗用品少得可怜，难民一旦生病，很难得到及时医治，死亡情况经常发生。战时中国境内侨民集中营的13544名被关押人员中，死亡人数为326名。当时，一些集中营内的儿童通过食用磨碎的鸡蛋壳来补钙。而少数被关押的女性难民为了换取食物，被迫与日军看守发生性关系。
集中营内被关押的西方侨民战前大多是在华有固定工作的人群，如商人、海关职员、传教士、教育工作者、医生、租界官员，也有家庭主妇和儿童。珍珠港事件前，他们的生活非常优越。在被关入集中营后，他们只被允许随身携带生活用品，仅有少数人携带了书籍、乐器、体育器材等。
他们被关押到集中营后，一般按照婚姻情况进行分组，单身汉和无父母的儿童大多几人合住，有家庭的难民则会分配到一个狭小的住所。这些卧室通常是由学校和医院的房间改建而成，面积都不大，而且没有配备家具，仅有难民随身自带的被褥。事实上，难民所分配到的生活物资通常仅限于食物，衣服则要自备。每到寒冷的冬季，都有难民被冻生病。大人们往往将自己的衣服改小给孩子们穿，有些人则将集中营内仅存的窗帘拆下来做成衣服御寒。
在饮食方面，多是由日军按照配额进行分配，上海有些集中营甚至要求被囚难民所属的机构承担其生活费。有些难民也曾收到本国亲友或红十字会提供的物资。但是，到战争后期，各集中营都出现物资匮乏现象。由于卫生条件很差，疟疾和痢疾等疾病大面积流行。
在日常生活方面，难民要严格按照日本看守制定的作息时间活动。在得到许可之后，成人可以自行举办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集中营内的儿童较多，由老师们组织了学校，教授一些基本知识。总的来说，集中营内难民能够团结合作。不过，难民也按照国家或职业分成不同派别，偶尔会因为一些琐事尤其是食物发生矛盾和冲突。
除了生存的种种困难，难民最大的压力来自精神上，由于长期处于被囚禁状态，很多人的心理出现异常。这些难民出于对自身未来命运茫然不可知的担忧，其心理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被日军关押了三年多的西方国家侨民才重见天日。这些在中国长期生活并被日军囚禁的“国际受害者”，与中国人民一样，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侨民集中营的历史长期鲜为人知。检讨这段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好地反思日本侵略的战争罪责，也能够让人们更为全面地梳理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关系。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西方传教士与抗战时期浙江沦陷区社会变迁研究(1937—1945)”(16NDJC086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