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战前线。为纪念八路军和新四军成立85周年，中国军网微信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带你了解八路军、新四军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有没有军衔?要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有：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部分干部在档案中确实有过军衔记载，有些干部还佩戴过军衔领章。再说没有：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并没有正式实行军衔制度，绝大多数官兵都没有军衔。
八路军改编后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后
各级干部曾有过军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并且，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军衔等级，给各级干部都授了军衔。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衔等级设置，为六等十六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开国中将陈先瑞曾回忆，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对他说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〇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均为中将;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〇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一二〇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右一)、副师长肖克
1955年海军少将卢仁灿曾回忆，自己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时有过上校军衔：“当时，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别被授予少将的军衔，他们分别是旅长陈锡联(1938年6月在王宏坤之后继任旅长——笔者注)、旅政治委员谢富治以及担任副旅长职务的民主人士赵辉楼。那时不设大校，我和旅参谋长曾绍山、政治部副主任赵月舫被授予上校军衔，为旅里仅次于3位少将的最高职衔。”
开国中将廖汉生将军曾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队的标准，也给八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封了一些军衔。我担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副团长，上校军衔，没有佩戴军衔标志，只是在准备对外联络用的名片上印着‘上校副团长’几个字。八路军内部并不准备实行这一套。”
看来，当时八路军一些干部为了工作需要，确实印了带有军衔的名片。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了八人参加这次会议，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少将衔)、周昆(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少将衔)、边章五(代表八路军一二〇师，少将衔)、张经武(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少将衔)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上校衔)、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欧阳毅(以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谭政(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衔)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 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抗战时期的“陆军少将”杨勇
少数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佩戴过军衔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说明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佩戴过军衔标志。不过，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身穿中将军服的叶挺将军
另外，一些高级将领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过军衔领章。如徐海东将军抗战初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决定，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那时，刘少奇也要到华中赴任。怎样才能保证少奇同志安全到华中呢?中央决定，徐海东以中共中央检查新四军工作组组长的名义，刘少奇化名胡服，以“秘书”身份，“跟随”徐海东到华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多亏徐海东的少将军服，才化险为夷。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将军在2002年回忆陈赓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自己任十一旅三十三团副团长，1940年在太行某军政学校首次见到闻名全军的陈赓将军，陈赓当时挂中将军衔，其他旅长一般都是少将。张蕴钰觉得奇怪，后了解情况后，认为陈赓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又是黄埔一期，挂中将军衔并不奇怪。
另外，根据一些回忆史料，这一时期我军的一些初中级指挥员也佩戴过军衔标志。开国少将王直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军需处长郑重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苏区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中，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上级派我担任支队军需处长，并发给缀有少校军衔的胸章佩戴。”
新四军准尉特务长胸章
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衔少将。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不过，他们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所以他们的军衔不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
佩戴中将领章的周恩来
第十八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
抗战初期，为了方便与国民党军打交道，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伍修权将军回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迎接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起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衔。”
张震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己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
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时穿过的少将服装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等兵胸章
此外，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由于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