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及其带来的深重灾难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全民族抗战的烽火早已远去，但关于这场战争，总有一些自称“历史真相”的谣言在网络上流传。前些年最流行的谣言是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牺牲问题，但这种把“牺牲大”等同于“贡献大”的说法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幸好历史自己是会说话的，让我们通过抗战中的一个“特殊”战果——日军俘虏，借以管窥抗战中敌后与正面战场抗战的不同特点。
日本俘虏怎么就这么难抓?
这是二战中曾与日军交战的中苏美等国共同感受。各国史料中，日军宁死不当俘虏的记载屡见不鲜，而各国的影视作品中，也常见日军攻击对自己施救的救护人员等不人道行为，在丧失作战能力或认为战局无望时，日军甚至会进行有组织或无组织的“自裁”。
一般而言，士兵被生俘，有下面几种可能：
1.主动投降，在战局无望时，由指挥官下达命令成建制主动投降，或者单兵丧失斗志、反对自己部队的观念或行为，因而投降或者向敌方主动投诚。
2.因为受伤或失去战斗能力，与部队失散，在抵抗失败后被俘。
3.被对方在战斗中制服——俗称“抓舌头”。
在中国战场上，由于抗日武装都缺乏重武器，很难看到在太平洋战场上常见的重武器震晕失能被俘的日军;同时日军通常能在战场上占上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救护和后送，即使被击溃，日军部队放弃的伤兵也往往拼死抵抗，甚至自杀避免被俘。当时国民党军的军事素质差，主动性差，很少实施抓舌头行动，而在敌后战场，敌强我弱的态势更加明显，抓舌头通常得不偿失。因此总体来说，日军被俘的概率是很低的。
究竟国共两军各自俘获了多少日军?
正是由于上面说到的几个原因，再加上国民党军本身的组织混乱，今日我们连“国军”精确的俘虏统计数字都很难找到，笔者搜集到的数字大概如下：
国军俘虏的首批日军是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期间，但并未提及具体人数。据曾参与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亘(日本左翼作家)说，“在1938年的台儿庄、徐州战役中听说抓住了大批俘虏，而此前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少俘虏。在武汉战役开始后，多少见到了陆上的俘虏。”
1、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成立在西安，1939年6月迁到宝鸡县。从1939年起到抗战胜利，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战俘500余人”。该收容所收容的俘虏中包括“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抗战的前期到1939年以前，八路军没有形成战俘管理制度，俘虏的很多日本兵转送到了这里。另外该俘虏收容所有一些战俘是日军飞行员，是空袭大后方被击落后俘虏的。
2、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常德，再迁长沙，随战事的发展，后设在贵州镇远县(有分所设在重庆刘家湾)，1944年2月日军占领独山后，又迁到重庆鹿角场。根据资料，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日本战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时达到700余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军人，也有俘获的日军家属，日本慰安妇以及替日军服务的商人、夫役等。
到目前为止，有据可查的国民党方面有关日军俘虏的数字统计也就是这些了，“国军”只有这两个收容所。从1937年到抗战结束，关押的日军俘虏(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军转送的)，包括日军家属、慰安妇、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在内，共计大约1200名左右。
抗战结束后，国军倒是留用了不少日军战俘，对他们官加三级，鼓励与中国妇女结婚，图中前排戴眼镜者为阎锡山部炮兵少将副队长山田岩
此外，滇缅之战中，根据国民党方面公布的资料宣称：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
在这里我们且完全相信上述数据，不考虑可能存在的夸大情况。把这些数字和两个战俘收容所的数字加在一起，并把家属、慰安妇、日本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八路军转送的日军俘虏统一计算，“国军”方面在抗战中抓获的日本俘虏总共为2094人。
“国军”的俘虏数据与日本史料中统计的数据较为接近。根据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冈村宁次回忆录》第99页：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
而冈村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
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也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
“国军”方面情况如此，那么“共军”如何呢?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第865页，在敌后战场最困难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军俘虏442名日军。
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各年份统计数字如下：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虏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虏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虏2156人(包括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被击溃后俘虏的日军，观察者网注)。总计6213人。是国民党军俘虏日军人数的三倍。
我们再比较一下国共两军俘获日军军官的情况来看。
“国军”抓获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是中队长(相当于连级军官)，共有2人：13师团的“宣抚班”成员长谷川敏三;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
而共产党抗日武装俘虏的日军中，有3名大队长(相当于营级军官)：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第六十五大队大队长柴山茂;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日军47师团步兵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
这其中，柴山茂是中国战场在1945年8月15日前俘虏的唯一一名大队长级指挥官。另两名则是因日本投降后拒绝缴械而被俘虏。
这位柴山茂大队长被俘的经过很有戏剧性。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来源见 柴山茂的回忆录《思い手》;日军原独混第五旅团战友会发行的《昭和38年独立第十九大队结队祭纪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忆讲演《迫降在八路军中》);以及桑岛节郎(在世)的《华北战记》)：他奉命离开烟台前往威海参加军事会议，因交通已被八路军断绝，所以乘陆军航空兵的一架战术侦察机前往威海。在飞行途中因为高度较低，遭到八路军地面部队射击，发动机被打坏，被迫迫降，结果被八路军俘获。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军主动向共产党抗日武装投诚。这对于以“死硬”著称的日军中简直不可思议。
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不堪忍受日军官兵对中国人的枪杀、抢掠和强奸，率先向新四军投诚，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在他之后，南通汇龙镇有14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炮兵丰川秀雄等两人，携带步枪和手枪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山本师团822部队兵长渡边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军曹田井达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3支、子弹300发、指挥刀一把，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宪兵伊山志雄的父亲、哥哥被强迫征兵后战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强迫送到中国战场当军妓，受尽凌辱，伊山志雄满腔悲愤地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童山部队中的6名朝鲜籍士兵向新四军投诚;驻守南京的18名日军士兵，准备集体向新四军投诚，后因消息走漏，被日军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县日军一个小队20余人，在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了新四军，与新四军并肩抗日。
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
而被俘后加入八路军的小林宽澄，至今仍然以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一生的骄傲。而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有34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是：寺泽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浅野清、黑田嗣、铃木宏、松野觉、森增太郎、大野静夫、后藤勇、坂谷义次郎、松田、田钿恙、吉田武、福冈留、宫川户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原广见、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实、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与津、富田、绀野、宫崎、田中实、吉圣次郎。
生俘日军已经比毙杀日军难得多，而改造、争取日军加入我军则更为不易。
在二战各主要参战国中，日军武器的硬件先进程度排名接近垫底，但受军国主义洗脑后表现出的对敌人和自己人同样的残忍态度，却令对手印象深刻。
那么日军这种“死硬”精神的根源来自何处?
在日本当时举国军国主义狂热洗脑下，日军士兵认为自己的战争是“圣战”，“政治热情”极高;同时，作为一支东亚国家的军队，日军以被俘为耻辱，军国主义“武士道”更进一步把这种对被俘的恐惧推向极限。即使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下令投降后，依然存在日军部队成建制拒绝投降，继续作战的情况，日军之疯狂可见一斑。
从政治上看，日军士兵受神道教与日本“武士道”思想洗脑相当彻底，死忠于天皇，自认为进行着“正义”的圣战——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打败他们，就难以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他们;
从军事上看，日军一直走精兵路线，比如日本海军就有“月月水火木金金”的练兵口号(意为没有休息日，每天都要进行严酷训练)，这使得日军军人的军事素养颇为高超，这种“自傲”是他们死硬思想的支柱之一——如果不能在战场上击败、压倒他们，就很难从思想上打败他们;
从历史传统看，日本社会中等级分明的传统也传承到日军之中，辅之以日本传统的“武士道”思想，这让日军上上下下等级森严，上级对下级的各种欺压被视为理所应当——即使是在思想上被“击败”，这种“传统”也会禁锢着日军士兵，驱使他们做出疯狂的行为;
从纪律看，日军军纪残酷到毫无人性，下令自杀攻击被视为稀松平常，下级士兵也常毫不犹豫地执行。日军远征国外难以回国，身处高度危险的敌对环境，日军依然能忠于天皇、执行命令——这种高压下积累的负面情绪，在面对中国军民的时候就有变态的释放。再加上后勤不足，奉行“现地自活”，导致日军掠夺成性。对报复的恐惧也导致日军士兵极度害怕被俘。
然而，讽刺的是，这些让“米英鬼畜”(日本报纸当时对美国和英国的称呼，观察者网注)胆寒的死硬“大日本皇军”，却在抗战中被八路军和新四军生俘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主动向共产党抗日武装投诚。总计6959名。今日看来，这堪称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中国抗日武装能够战胜日军，自然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抗战时期日本战俘在晋察冀成立反战同盟
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是思想上的“战斗力”强。日本的“武士道”也好，军国主义洗脑也罢，说到底都是反动的、落后的，甚至是封建的，在中共的思想武器面前本就没什么“战斗力”。事实证明，只要能够打破禁锢普通日本士兵的思想桎梏，他们也是可以获得新生的。
而相比之下，“国军”自己就是一支落后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阀军队，唯一的凝聚力来自当时刚刚初步觉醒的民族主义精神。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只能与日本人更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迎头相撞。这个时候无非是看谁的拳头硬，而国军的拳头，一般是没有日本人硬的。
此外，中国的共产党武装，一向重视做敌人的思想工作，效果卓著。即使是在朝鲜战争中，也出现了美军黑人工兵连集体投诚的著名事件。
而相比之下，国民党军作为一支连自己的士兵都掌握不了的落后军队，更别提对敌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了。
最后，中共抗日武装在战争后期已在战场上对日军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很多时候都能将日军孤立在据点中，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投诚投降更是成为常见现象。
而“国军”直到日本战败前夕还在豫湘桂会战中被日军打得千里逃亡，甚至直到投降前，日军还计划再发起大规模进攻作战。战场上打败不了对手，还谈什么思想上战胜对手?
可以说，抗战中国共两党俘敌情况的对比已经昭示出，中国共产党日后必将把古老的神州大地荡涤一清的趋势。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观察者网特约作者 洪希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