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先生，是海宁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浙江人民、全国人民的骄傲，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于蒋百里先生的宣传和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90年代初期，才逐步引起政界和理论界的关注。作为地方名人文化研究，我们市政协在90年代初才编写了第一本关于蒋百里先生的资料专辑，此后，一直到目前，就再没有更深一步的挖掘，尤其是蒋氏军事思想的理论性研究层面上，还基本上属于空白，我想这也许就是需要我们文史工作者加紧努力的目标之一。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我就蒋百里的抗战军事思想作个发言，面对在座的各位前辈和专家学者，自知是班门弄斧，无非以此作为缅怀蒋百里先生的良好机会，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蒋百里一生致力于军事理论的研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了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作为中国抗战国防战略的重要基础，为鼓励民族士气，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他的抗战军事思想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寓兵于农”的军事理念。1918年9月，蒋百里先生参加“欧洲考察团”，归国后发表《德国败战之诸因》一文，详细分析了当时德国的形势、政略、兵略之失败，得出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乃“军阀之祸”所致的结论，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认为军队可以决定一切的思想观点，发现比军队更加深刻而有力的战争决定因素乃是老百姓。于是，提出了“寓兵于农”这一全民抗战的崭新军事理念。该文与后来德国鲁登道夫将军反省德国欧战失败教训的著作《全民族战争论》，互为表里，并驾齐驱，在国际军事论坛上受到高度重视。
第二，居安思危的战争预言。1922年，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首次公开指出日本侵略的危险，说：“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1928年5月3日，日军果然开始大举进攻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印证了蒋氏的战争预言。
第三，开创性的军事经济思想。1935年发表《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通过对中外历史的分析，进一步提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文中并分别以蒙古人的马、欧洲人的船既是“吃饭家伙”又是“打仗家伙”为例，从而揭示了他们两度征服世界的奥秘，并以西人的国家动员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为例，对上述论点作了强有力的阐释。他把人民生活(经济)与武装战斗(国防)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大大开拓了人们对于如何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对策思路。
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说：“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方法。”“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同年4月，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再次提出：“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发现，毛泽东与蒋百里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基点都是生活条件之于战斗条件的重要意义及其密切关系。然而，蒋百里对这一问题的阐述竟比毛泽东早了整整十年，关于这一理论的可靠性和成功性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第四，立体化的军事对垒思想。1937年初夏，蒋百里的《国防论》问世。其中着重提出了三点：杜黑主义、总动员、速战与持久。此时已值抗战前夜，他所提出的这三点，正是摆在当时中国面前必须充分认识与亟待解决的重大军事课题。面对日军侵华战争即将爆发、而当时中国空军能投入作战的飞机尚不足百架，极有可能处于被动挨打，丧失胜机的危险，蒋介石正是采纳蒋百里的意见，才从速添置飞机，扩大航空学校。果然，在1937年8月15日，中日双方爆发大规模空战时，中国空军顶住了60多架日机的袭击，当天击落日机17架;翌日，又将8架日机敲落在地，一举冲散了中国天空多日的阴霾，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中国军民斗志大振。如果说蒋氏竭力推崇的“杜黑主义”对最初的抗日战争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实战建议，那么他提出的“总动员”和“速决与持久”的战略战术思想，则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总动员和关于速决与持久的军事思想异曲同工，为后来抗日战争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指导。
第五，超前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1937年，蒋百里作《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提出：“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所以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这是蒋氏在对以往传统军事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不仅从战略上揭示了民众参战对战争取胜的决定性意义，也从军事人口学意义上触及了民众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本质要义。应该说，这一思想既合乎战争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再是对世界“新军事主流”的纯理论研究，而是集结了对日本国的深刻了解、并结合了中国军阀混战，拥兵割据，穷兵黩武，新军力量不堪一击，但同时中国又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的实际情况。在蒋氏提出上述论点之后的1937年7月，毛泽东在他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样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问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英雄所见略同，蒋、毛二人先后揭示了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重要的人口战略思想。
1938年1月26日，蒋百里在柏林又写出了一篇针对抗战形势，论述速决与持久关系的重要军事论文——《速决与持久》。文章开头就提出：“以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向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就注重在‘持久’两字……”。这应该说是蒋百里先生在军事人口思想的基础上紧接着提出的一个战术问题。时过半年后，也就是1938年6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分析说：“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显而易见，在当时国内的抗战才刚刚进行了不到半年时间，蒋氏还身在德国，就能作出如此精明的战略性判断，并且在提出时间上较毛泽东早半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六，富有战斗精神的抗战言论。抗日战争初期，蒋百里先生曾被誉为“抗战文坛健将”。针对当时敌强我弱、不少人士中流行“恐日病”的情况，蒋氏在《国防论》的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办法何在?即“国民皆兵”、“国民拼命”。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蒋氏“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名言，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齐心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韧性战斗精神。1937年9月，蒋百里赴意大利考察，10月份面见墨索里尼，11月又赴德国柏林，期间，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方面深刻剖析了日本国内情，结语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此文系百里先生潜心研究日本30多年的心血结晶，文中结语通俗易懂，直截了当，观点鲜明，一语道出了全国亿万人民抗战到底的心声，一时成为国人铭言、朝野一致的金科玉律。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1月，蒋百里先生未及看到抗战胜利的喜讯，就不幸与世长辞，令世人为之唏嘘不已。但蒋氏作为一名爱国的军事理论家，他的一系列抗战军事思想在战争初期对中国军队抵抗日寇并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我想，通过今天的座谈会，回顾蒋百里先生的这些军事理论思想，更能进一步激发我们对这位军界明星、家乡名人的崇敬之情和缅怀之情!
综上所述，他的军事思想应该说是非常全面的，成为体系的，为后来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的对日作战中的全部战术均出之于此。我认为，蒋百里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名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对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抗日战士、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