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对于中国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国民是战争加害者;在日本国内，国民则是战争受害者。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一定程度上是由强调“忠君爱国”、以培养对天皇等权威绝对顺服的“忠良臣民”为目标的近代教育灌输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二战后，由于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再加上日本政府极力掩盖和逃避，其战争责任未受到彻底清算和追究，致使日本民族对此鲜有反省，也未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否认甚至美化对外侵略历史的思想沉渣泛起，且有不断蔓延之势。有鉴于此，深入探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甚为必要。探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不仅要从整体上揭示其国家层面的责任，还应从政界、军界、财界、司法界、传媒界、教育界以及国民大众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展开细化研究。近代日本的战争责任，主要在于天皇及军部上层、内阁首脑、宫廷官僚等决策层;国民作为协助者、参与者也是责任主体，同时又是受害者。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是探究战争责任问题的意义所在。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要警惕并遏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敦促日本政府正确面对历史问题等，也需要争取日本国民，使民众成为反战、反军国主义化的内生力量。揭示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可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等被侵略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并对曾将自己国家拖入战争及战败泥沼的军国主义保持警觉。
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中教育及教育工作者发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日本近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忠君爱国”，其实质是天皇专制统治的工具;教育工作者为将国民教化为盲目服从权威的“忠良臣民”尽职尽责，为对外侵略战争进行思想造势和兵力动员不遗余力。教育及教育工作者对对外侵略战争负有间接而重大的责任。本文将通过梳理近代日本学校进行“皇国民”驯化的史实，对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予以剖析。①
一、举国一致：国民是对外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
在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战争不仅造成中国等被侵略国家数千万人的伤亡和数以亿计的财产损失，也使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了损害。日本国民既是战争加害者，也是战争受害者。
(一)战争加害者
二战中，日本侵略者给中国等亚洲国家造成了难以计数的伤害和损失，仅就人员伤亡而言，来自中国方面的数据：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以上”;②来自日本方面的数据：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共造成亚洲国家军民2400多万人死亡，其中中国军人死亡约400万人、民众死亡约2000万人，菲律宾军民共死亡10余万人。③对于那场战争及对被侵略民族所造成的伤害，日本国民难辞其咎。
日本民族有尚武传统，近代以来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又获益颇多，国民对对外战争有着天然的热情。1931年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后，起初日本政府和军部首脑因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响而保持克制，但在经济大萧条中苦苦挣扎的民众热切追捧关东军，对关东军占领中国东三省欢欣鼓舞，在全国掀起了捐助国防费、捐献兵器及向前线寄送慰问品的热潮。面对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当局认可了关东军的军事冒进行为。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又刺激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急剧膨胀。结果，日本一意孤行扩充军备，于1933年退出国联，在对外扩张侵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有学者指出：“民众的狂热程度超出了军部的意料。国民意识的显著变化，助推了权力组织内的军部势力，对其后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④
在侵华战争初期，是国民的爱国热情纵容、助长了军国主义势力。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国民开始被有意识地、甚至强制性地纳入战争体系。首先，军部通过控制媒体，宣扬对外侵略战争是建设“王道乐土”的“圣战”，扩大甚至虚假宣传日军在海外的战果以蒙蔽民众;通过控制教育，灌输“忠君爱国”理念，驯化国民为了天皇、为了国家而舍生忘死。有学者指出：那个时代，因国家的宣传与威胁，再加上教育之力的灌输，能看穿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民众相信那是为了“五族协和”的战争，与美英开战后，又被政府和御用文人、学者所谓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才是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基础的鼓吹所欺骗。⑤其次，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成为国民的法定义务。根据《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5月5日)，在战争状态(包括准战争状态)下，“出于国防需要，为了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力，需统制运用人力、物力资源”。战时，在不与兵役法相冲突的前提下，政府“可征用帝国臣民，使从事总动员业务”。⑥
战争期间，法西斯专政当局除了通过学校、军队以及市区町村等各级行政机构控制学生、军人和城乡居民，还通过各行各业的“报国会”等组织，将几乎所有国民牢牢拴到对外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如，1938年7月成立的“产业报国联盟”在1940年7月被改组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吸引工人加入。其他职业和行业也成立了类似的“报国会”，如农民组成“大日本农业报国联盟”、作家组成“日本文学报国会”、新闻工作者组成“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围棋和将棋从业者组成“棋道报国会”。此外，女子被纳入“大日本妇人会”，青少年则隶属于“大日本青少年团”，等等。各种“报国会”等团体，以不同的方式为对外侵略战争效力。如，“大日本产业报国会”通过发放传单和组织演讲、集会、讨论等形式，向工人解释日本的战时目标，争取工人的理解和支持;“大日本妇人会”安排成员为出征的士兵送行、去战地医院为伤病员服务，等等。
(二)战争受害者
近代日本大肆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据相关调查，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共造成约310万日本人死亡。其中，军人及随军人员等死亡约230万，平民死亡约80万。⑦日本军民的死伤，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当局的施策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对被侵略民族残忍无比，对本国国民也毫不顾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出了“满洲开拓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等大批移民前往中国东北进行殖民开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是其中的青少年殖民者，从1938年开始，每年招募一批15～19虚岁的青少年，送往伪满各地的训练所进行为期三年的军事化训练，然后使他们走上战场或投入殖民建设中。选派“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目的：其一，是强化对伪满的殖民开发;其二，是将他们安置在伪满和苏联之间的边境，作为关东军的防波堤。训练中严苛的管制及殖民前线恶劣的生存条件，给这些青少年造成了严重伤害，有不少人甚至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特别是，将未成年人作为军队的防波堤，极其不人道。
民众和士兵的生命被视如草芥，所谓“特攻”和“玉碎”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特攻”(特别攻击、舍身攻击)，是指以滑翔机载人炸弹“樱花”、摩托艇载人炸弹“震洋”和鱼雷载人炸弹“回天”等特殊武器以及飞机、潜航艇、坦克、战舰等，自杀式地冲撞敌机敌舰。那些充当人肉炮弹的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刚应征入伍的大学生。据统计，陆海军中“特攻”战死者约为9564人。⑧“玉碎”，是指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要殊死战斗，取胜无望也要全员“战死”。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到塞班岛、关岛、硫磺岛等地，随着战局不断恶化，“玉碎”接连发生。因“特攻”和“玉碎”而丧生的不只是军人，也包括普通民众。在塞班岛(1944年7月)，有8000多名避难的日本侨民被迫在岛上跳崖投海自尽(一说是被日本士兵杀死)。⑨在1945年4月开始的冲绳战中，“特攻”和“玉碎”更是被运用到了极致。美军登陆后，当地青壮年男性和中等以上学校的男女学生都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斗，甚至被要求背着弹药去撞击敌人的坦克;战斗接近尾声守备部队撤离时，给重伤军人和民众发放了手榴弹或参有氰化钾的牛奶用于自尽。冲绳战中约有9.4万名平民死亡，与军人的死亡人数大体持平。
战争期间，约有30万日本平民死于伪满等海外。平民的死亡率远高于军人的死亡率。在约27万“满洲开拓民”中，约有78 500人死亡;86 500名“满蒙天拓青少年义勇军”中，约有24 000人死亡;70万关东军中，战死者约为8万人。⑩而且，那些死亡的日本平民，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日军未尽到保护义务而丧命的。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始向伪满边境进发时，关东军自顾迅速集结撤离。被军队抛弃的日本民留民，有些死于苏联军队的攻击，有些死于集体自杀，有些则被饿死、冻死或病死。
战争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还破坏了国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使他们日益陷入失业、贫穷、饥饿、精神压抑的困境中。除了应征入伍者，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被征调到军需工厂参加低薪甚至是义务劳动，民生部门日渐衰败;为了应对物资短缺，实行计划经济并对粮食等生活物资实行配给制，民众贫困交加;在文化生活、思想言论等方面实行高压管控，人人自危;等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所有“帝国臣民”被要求戒烟戒酒、节衣缩食、勤勉奋进，竭尽全力支持对外侵略战争。
总之，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侵略中，国民也是参与者和责任主体。有学者指出：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支持了对外侵略战争。那场战争是在国民的支持和协助下进行、维持的，但国民未能亲自结束战争，国民对外也须承担战争责任。(11)当然，对国民大众的战争责任与统治阶层的战争责任不可等同视之，越是位高权重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也越大。
二、忠君爱国：教育是“皇国民”驯化的工具
日本的近代教育，以“忠君爱国”为基本理念，以“忠良臣民”为培养目标，其“在本质上是非近代的”。(12)非近代性的奴化教育，使国民牢固树立了无条件忠顺天皇的观念意识。这种忠顺的思想品质推衍到学校、军队及社会生活中，就是对权威盲目信任和绝对服从。
(一)天皇的超级权威
近代日本，天皇既是宗教领袖，也是军队统帅和国家元首，凡是以天皇名义发布的“敕谕”、“敕语”和“敕令”，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及无可置疑的神圣性。一方面，明治政府推行“祭政一致”制度，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日本固有的信仰神道被奉为国教，天皇被尊为“现御神”——以凡人形貌现身于人世的神，即国家神道的最高领袖。如，《宣布大教诏》(1870年2月3日)曰：“朕恭维，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13)另一方面，1882年1月4日发布的《军人敕谕》明确了天皇历来作为军队统帅的地位，并要求军人务必恪守“以尽忠节为本分”、“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务质朴”等准则。(14)此外，《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2月11日)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天皇“万世一系”的身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确定其“总揽统治权”，包括拥有不经议会审议而发布“敕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力。(15)
天皇的超级权威，充分体现在学校教育和国民道德教化中。首先，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1890年10月30日)，是国民教育最大的魔咒。《教育敕语》文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16)在强调“国体”的基础上，要求“臣民”要“克忠克孝”、“义勇奉公”，由此确定了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方针。《教育敕语》是学校教育中的圣经，全国各中小学校都设有“奉安殿”，专门用以供奉《教育敕语》及天皇夫妇肖像。此外，文部省明文规定，凡是在固定的节庆日和纪念日，所有小学都要举行宣读《教育敕语》的仪式，通过对天皇及其家族进行歌功颂德，以使中小学生“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气”。(17)小学的一些教科书，如“国史”、“修身”等，都以《教育敕语》为思想准则进行了修订。而且，详解《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还被确定为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教科书，以使广大青少年“修炼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18)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天皇崇拜观念和臣民意识被灌输给每一位青少年，进而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观念意识。
其次，天皇亲力亲为，积极策动学校教师和青少年学生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1934年春，来自全国各地的35 000多名小学教员代表齐聚宫城前广场，天皇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表示要大力振兴小学教育。小学教员们备受鼓舞，一致表示会为“教育报国”不遗余力，愿为“报答皇恩”鞠躬尽瘁。(19)近代日本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及对准教员进行思想训导，再加上天皇的此番鼓动，小学教员们必定会死心塌地地追随天皇，并忠实地推行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政策。1939年5月22日，来自全国的中小学生代表在宫城前广场接受了天皇的检阅，天皇寄语中小学生曰：“培育国本国力，以永世维持国家昌隆气运，其任极重其道甚远。而其任之所系，实在于汝等青少年学生之双肩。”(20)1941年5月22日，34 000多名青年学校的男女学生代表也接受了天皇的检阅。青年学校的学生是一些本已走出校门的社会青年，他们也被纳入天皇检阅的范畴，可见专政当局对教育的控制和利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学者指出：当局对教育的期望值异常高，说明战争的危机在加深。而天皇的会见检阅，是“将教育和青年的生命卷入战争政策的招魂仪式”。(21)
(二)学校的“皇国民”教化
日本从1900年开始实行4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07年延长为6年(学龄儿童的平均入学率达97.4%)。而且，小学实施教科书“国定”制(由文部省统一编订，1904年开始)，由此统一了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为学校进行“皇国民”驯化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学校教育对国民好战意识的培养，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就已初现端倪。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整个国民教育系统日渐倾向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在1933年开始使用的新一期小学国定教科书中，古典题材和神化题材显著增多，国粹主义倾向明显增强，就连最基础的识字读本都变成了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樱花读本》，开篇就是有士兵阵亡寓意的“开放了、开放了，樱花开放了”，以及“前进、前进，军队向前进”等军事性内容。随后，将中学的修身、公民、国史教科书也纳入“国定”之列。《国体本义》(1937年5月31日)便是文部省编定的正统国体论教科书，书中指出：日本在国体、国家生活、国民精神、文化等方面均优于欧美。“我国是奉皇室为宗家，亘古敬仰天皇为中心的君民一体的一大家族国家”。作为臣民“根本之道”的“忠”，是对作为“现御神”的天皇“绝对随顺之道”。为了天皇奉献身家性命，“决非自我牺牲，乃舍小我而成就大的皇威，发挥作为国民的真生命之所以”。(22)《国体本义》对青少年思想观念的影响非常广泛，它除了被当作中学修身教科书，也被当作高中、专门学校、军事学校等的入学考试必读书。
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和利用，这由小学被改为国民学校便可见一斑。根据《国民学校令》(1941年3月6日)，“国民学校，以遵照皇国之道实施初等普通教育，进行国民的基础性炼成为目的。……应体现《教育敕语》之旨趣，在教育所有领域修炼皇国之道，特别应深化对国体的信念”。(23)在国民学校的教科书中，有不少内容标榜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御神”、日本是举世无双的“神国”，训诫臣民要对天皇尽忠、为国家献身。除了这些极端国家主义性质的内容，还有大量军国主义性质的内容，如“日之丸旗”、“君之代”、“靖国神社”、“特别攻击队”、“战胜祝贺日”等。在题名为“国民皆兵”的一节中，号召男童从小勤于锻炼身体，以为成人后应征入伍奠定基础;即便因身体因素无法参军，也应勤于历练身心和技能，国难当头时须尽心竭力。同时，强调后方国民要积极配合、支援前线官兵，“举国一致”、“国家总动员”对于在战争中取胜至关重要。(24)教科书中还大言不惭地宣扬：与日本“志趣相同”的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创造新的欧洲。日本致力于“大东亚建设”，当前“满洲国”的发展值得瞩目，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密切配合。对于该“大事业”，我们满怀希望、信心十足。“最为重要的，是舍弃身家性命也要为皇国奋斗拼搏的英勇气概”。(25)国民学校的教育目的，是“炼成皇国民”，即“磨炼育成”国民作为“皇国臣民”的资质。(26)所谓“炼成皇国民”，就是要将学生驯化为忠顺天皇、好战喜功的“军国少年”。
中小学阶段军事性、宗教性浓厚的教育熏陶，是“炼成皇国民”的基础环节。中等以上的学校，则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兵源基地。为了便于全面控制广大青少年，1935年青年训练所和实业补习学校被整合为青年学校，专门招收完成义务教育后已进入社会的青年。为了保证入学率并控制教学内容，青年学校从1939年开始实行五年义务制，修身、国史等需使用国定教科书。将青年学校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是要让300多万劳动青少年大众，在升学道路被封堵的差别性学校制度下，按照统治者的设想，经过长达13年的皇国观念的浸染，在从青年学校毕业的同时被送进兵营，为了统治者而抛尸荒野”。(27)大学里，则被迫建立了一些专门为战争服务的科研机构，设立了各种适应战争需要的课程、讲座，且学制年限不断被缩减，以便让更多的大学生尽早完成学业去参军。随着前线战事吃紧，1943年9月开始实施“学生出阵”政策，到1945年战败为止，约有30万大学生放下书本奔赴战场。
总之，从中小学到青年学校乃至大学，天罗地网般的“忠良臣民”、“皇国民”驯化，致使广大青少年丧失了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更不具有一点权利意识。对权威盲信盲从，是日本国民被军国主义势力蒙蔽、利用，把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当作“义勇奉公”、“尽忠报国”的祸根。
三、教育报国：教师是军国主义势力的帮凶
二战期间，日本教育工作者推行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政策，积极为对外侵略战争进行兵力动员和思想造势，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帮凶。二战后，在被盟军占领并推行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背景下，部分言行激进、被称为“思想皇军”、“教育军人”的教育工作者，曾一度被追究相关责任。
(一)教师助推对外殖民侵略
二战期间，教师不仅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灌输要“为了天皇而死”的非人道观念，有些还亲手将青少年学生送往海外战场、殖民前线，或大力宣扬对外扩张侵略思想。
教师积极鼓动学生参军入伍走上海外战场的例证不胜枚举。高等小学校毕业、15岁加入海军的少年兵渡边清，在1944年10月的莱特岛海战中历经九死一生幸存下来。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时满怀愤懑地表示：“教师的所作所为，我绝不原谅。他们说，不当军人就不是人。对我而言，教育就是往死里逼的代名词。”(28)有学者指出：战争时期，教师不仅对军部等权威唯命是从，甚至抢先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方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与一些有家世背景的“优等生”联手，欺凌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小者，为学生树立了坏榜样。“在某种意义上，战争时期的教师就是穿着西服的军人。不仅狡猾地从孩童内部利用他们逃避自身责任并巧妙利用时局，甚至率先压迫学生，这一点简直比军人还军人”。(29)
积极劝诱学生加入“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也是教师助力于对外殖民侵略的例证。由于1938年初次招募的人数少于预计数额，翌年便开始向各道府县摊派名额，各县又分摊到各村小学校。于是，教师们开始东奔西走，凭借自己在家长和学生中的威信，煽动、诱导青少年加入。对于那些应征者，教师的影响要远大于他们的父兄、友人及官方宣传的影响。二战后有人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教育——那时，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村里没有军人。尽管不知道军人和教师谁更了不起，但在没有军人的村里，没有人能比教师更了不起。对于教师的话，儿童自不必说，家长也绝对信服。正因如此，一经教师游说，便把自家十五虚岁的孩子送往军队或满洲了。”(30)
与中小学教师有所不同，高等院校的教师主要通过著书立说为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如，东京文理科大学附属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石山脩平宣扬极端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道：“日本的教育，必须对全体国民坚韧不拔地养成以万世一系的皇统为绝对不动之中心的国体观念。……日本的国体着实是万邦无比。明征此国体观念，以此为核心永远巩固日本国民的团结统制，是我国国民教育的最高目标。”“日本的教育，必须陶冶国民常常思虑为国家整体效力。国民以绝对不动的皇统为中心的活动，同时也是对国家整体的效力，忠君同时即爱国。”(31)再如，东京帝国大学的海后宗臣宣称教育要通过“育成皇国民资质”服务于“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东亚战争”是为了将东亚从美英等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各民族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教育对于“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极其重要。当前教育的“根本课题”，是强化“教育体制”，与“节节胜利的武力战”共同为“大东亚建设”做贡献。“最近整体的教育动向，可以确认为正在朝着育成皇国民资质以使之成为大东亚建设的一员方面归向。进一步促进这种国民教育体制的归向方向，不单为了使国土内的教育更有力，还能成为将大东亚诸地域的教育导向皇国的根源之力”。(32)相关言论在教育领域乃至社会上都有较大影响力，高校教师助推对外扩张侵略的责任不亚于中小学教师。
(二)盟军占领期的初步问责
二战后，在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日本开始在教育等领域清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及其影响。1945年10月22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出第一个有关教育的指令，要求在教育内容中“禁止宣传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废止进行军事教育的学科和训练”，并要求“尽快对教师及教育行政官员进行审查，凡是职业军人、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以及强烈反对占领政策者，一律罢免”。(33)10月30日，盟军总司令部再次发出指令，要求解任推行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者;禁止军人和复员军人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设置专门机构，对在职教职员以及希望将来从事教育职业者进行资格审查。指令还强调：“明确其持有军国主义思想、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明确其对盟军占领日本的目的和政策持有反对意见，凡现供职于日本的教育机构中者，即刻解除其职务，今后不得使就职于日本的教育机构。”(34)
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日本启动了在教育系统清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者等工作。1946年5月7日的“敕令”指出：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上述两个指令，“由主管大臣指定为符合职业军人、有名的军国主义者或极端国家主义者，以及对盟军占领日本的目的和政策知名的反对者(下文称为教职不合格者)的，要使离开教职，而后也不得从事教职”。(35)同日，文部省等发布了关于实施该“敕令”的规程，规定凡下列情形均可审查判定为“教职不合格者”：通过讲义、讲演、著述、论文等言论及其他行为，“鼓吹侵略主义或好战的国家主义抑或积极协助宣传者，以及以学说为大亚细亚政策、东亚新秩序及其他类似政策与满洲事变、支那事变或此次战争提供理论基础者。”“军国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的鼓吹者，或者迎合该倾向，缺乏作为教育者的思想节操者。”“出于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意图，担任教科用书或教育相关刊行物的编辑者”。此外，“职业军人、作为本职工作在陆海军任职十年以上者”、“有任职特别高等警察经历者”等，均可指定为“教职不合格者”。(36)据此，“教职员合格审查”进入实施阶段。
根据上述“规程”，文部省成立了若干“合格审查委员会”，开始对全国各类学校的教职员以及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官员进行审查。在初次审查中，全国1 311 066名教职员中有7003人被审定为“教职不合格者”。其中，各都道府县接受审查的1 238 526名国民学校、青年学校和中学教员中，有6305名不合格;24 572名大学教员中，有86名不合格;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校长以及在同等以上学校任职的高级职员、学校的设立者或经营法人、大日本教育会及大日本育英会的董事等29 914人中，有210名不合格;17 728名各地区高等专门学校教员中，有76名不合格;还有326名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等的教职员，被文部大臣指定为不合格者。(37)
“教职员合格审查”既是对教育系统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的清算，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战争责任的追究。然而，相关工作看似力度不小，实际上开展得不够深入也不够彻底。初次“合格审查”的结果，被审定为“教职不合格者”的比例约为0.5%，大学教员中“教职不合格者”的比例仅为0.3%，这显然与实际不符。之后，对部分初次被审定为“教职不合格者”的教职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审查，再次审查的结果大多为合格。而且，当时的“教职员合格审查”是在由美国主导的盟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进行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各领域的改革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向。到1952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生效和盟军总司令部的撤除，对所有“教职不合格者”的处罚都予以免除。
总之，二战期间日本教育工作者助推对外殖民侵略是不争的事实，而盟军占领期的“教职员合格审查”工作做得避重就轻、虎头蛇尾，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未受到认真清算和追究。至今，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往往被忽略。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军部及媒体、学校等通过宣扬“一亿一心”、“一亿奋起”、“一亿特攻”、“一亿玉碎”等，煽动国民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战败投降后，政府又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试图通过强调国民全体的责任而淡化政府和军部高层、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其实，日本国民之所以热衷于对外战争，主要是被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所欺骗和利用，即受政府、军部及媒体、学校的蒙蔽、教化所致。国民既是战争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相关责任应由天皇、内阁首脑、军部高层等战争决策者以及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推波助澜者承担。
战后以来，有些教育工作者认识到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负面作用，反省了自己过往的言行;也有人表示愧疚自责，觉得对于那些死于参加军需劳动或参战的青少年罪责深重;但在大部分教育工作者看来，认同天皇制并遵从文部省的命令无可厚非，自己作为体制性爱国者别无选择;也有人表示身不由己。值得关注的是，还有人将自己迎合战争政策的原因归结为“恐怖”，“是对被关入监牢的恐怖。对自身的自由被国家暴力物理性束缚的恐怖”。“对于被关入监牢的恐怖，随着同僚不断被抓走而越来越强烈。……孤独的恐怖不堪忍受”。(38)教育工作者之所以迎合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所致。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有原则立场和批判精神，“能对权势说真话”。知识分子有责任“要向自己社会构成的和被授权的权势发言”，“尤其当这些权势被运用于显然不相称、不道德的战争中，或用于歧视、压迫和集体残暴的蓄意计划中”。知识分子最该受到指责的是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39)作为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在那场历史悲剧中本应坚持原则、有所作为，而不是成为专制政府和军部的传声筒、扩音器。
归根结底，教育工作者之所以随波逐流甚至与军国主义势力同流合污，主要是受当时社会制度的禁锢所致。实际上，也有部分学者能理性看待时局，但他们往往或者遭到拘捕，或者被迫保持沉默。如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因反对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侵略，并在卢沟桥事变后公开呼吁执政者悔改而备受打压，于1937年12月被迫辞职。在近代日本的天皇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国家暴力”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和“恐怖”，致使大多数教育工作者要么噤若寒蝉、要么依附迎合。
①学界关于日本教育界战争责任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主要有：步平：《教科书诉讼案和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吴广义：《关于日本学生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郭丽、闫广芬：《试论日本教育近代化的不彻底性——基于战争责任的视角》，《现代大学教育》，2013年第1期等。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主要有：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ズ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東京：大原新生社、1981年;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6年;長浜功：「増補教育の戦争責任——教育学者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明石書店、1992年;安川寿之輔：「日本の近代化と戦争責任：おだつみ学徒兵と大学の戦争責任を問う」、東京：明石書店、1997年。
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25页。
③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15-16頁。
④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19頁。
⑤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ズ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39頁。
⑥「国家総動員法」、長浜功編：「史料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東京：明石書店、1994年、66-67頁。
⑦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13頁。
⑧[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郑钧等译：《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⑨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100页。
⑩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13頁。
(11)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265頁。
(12)郭丽、闫广芬：《试论日本教育近代化的不彻底性——基于战争责任的视角》，《现代大学教育》，2013年第1期，第78页。
(13)「大教を宣布するの詔」、「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 教育の体系」、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19頁。
(14)「軍人勅諭」、「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29-32頁。
(15)「大日本帝国憲法」、「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43頁。
(16)「教育勅語」、「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48頁。
(17)文部省：「小学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定」(1891年6月17日)、「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48-49頁。
(18)井上哲次郎：「勅語衍義」「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教育の体系」、408頁。
(19)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82頁。
(20)「青少年学徒二賜ハリタル勅語」、「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54頁。
(21)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112頁。
(22)文部省：「国体の本義」、「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83-85頁。
(23)「国民学校令」、「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93-94頁。
(24)文部省：「初等修身四(八 国民皆兵)」、「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12頁。
(25)文部省：「初等修身四(二十 新しい世界)」、「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14-115頁。
(26)寺崎昌男·戦時下教育研究会編：「総力戦体制と教育——皇国民「錬成」の理念と実践」、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5頁。
(27)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132頁。
(28)安川寿之輔：「十五年戦争と教育」、23頁。
(29)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ブ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66頁。
(30)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ス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71頁。
(31)石山脩平：「教育学要義」、東京：三省堂、1937年、44-45頁。
(32)海後宗臣：「大東亜戦争と教育」、東京：文部省、1942年、55-56，62-64，90頁。
(33)連合国軍最高司令部：「日本教育制度二对スル管理政策」、「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82頁。
(34)連合国軍最高司令部：「教員及教育関係官ノ調查、除外、認可二関スル件」、「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84頁。
(35)「教職員ノ除去、就職禁止及復職等ノ件(勅令第二百六十三号)」、「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99-200頁。
(36)文部省·農林省·運輸省：「昭和二十一年勅令第二百六十三号ノ施行二関スル件」、「史料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202-204頁。
(37)長浜功编：「史料 国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208頁。
(38)宗像誠也：「私の教育宣言」、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180頁。
(39)[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2-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