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同志撰写过一篇文章，《侵华战争中的日军“笔部队”》，该文发表在山东出版的历史资料专辑《老照片》第38辑上，文中披露了一个秘密：即日寇侵华时，在中国各个战场的新闻(文稿及图片)，全部都是经由九江转送到日本，再在日本国内媒体上刊登发表。
日本侵华时，有一批随军记者来到中国，随部队在各个战场及中国沦陷区进行采访，把日军的战况及日军占领地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的媒体，这是日寇侵华时的新闻战。当时日本主要新闻媒体有三家，《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但在战时，这些新闻单位失去了相对的独立性，全都隶属军部统辖。按照日本战时机制，日本军部对在中国境内新闻传送方式作出硬性规定。侵华日军在上海设立稿件处理站，在九江设立战地分社，规定的程序是：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的一线记者，采访组稿后，用无线电机将新闻稿拍发至九江战地分社，由九江战地分社再转拍给上海站;上海站接到稿件后，用打字机打成罗马文，拿到国际电台转发至东京;东京收到稿，再译成日文，转至媒体。任何一线记者均不得将稿件直接发至上海或东京，他们发送的第一站必须是江西九江战地分社。九江战地分社主要对稿件进行筛选作用，经九江转出的新闻稿，都会在日本国内发表。因各地来稿均集中在九江，来稿又必须件件审阅，工作量很大，因此九江战地分社人员众多，机构很庞大。后来开设了国际电话，上海至东京可用电话传送稿件，但稿件到达上海之前的程序不变。相对而言，上海站比九江分社的工作还要单纯，简单些。
当时日本新闻社虽归军部所辖，也得到了军部很好的扶持与关照。军国主义的日本，一切好的设备设施都是优先供给军队，军部便把先进的通讯设备提供给新闻单位，还为三家新闻社配备了飞机并提供飞行员，便于记者快捷采访和运送新闻图片。军部还利用他们可调派地方政权机构的优势，曾对伪江西省长邓祖禹下达指示，责成邓祖禹要向九江战地分社提供全部必须的生活物资供应，(汪伪时期，九江是伪江西省政府的省会城市，邓祖禹即在九江办公。)邓曾因此面谒周佛海，(周是汪伪政权的财政首脑)要求周对江西加拨财政经费。日本军部的武夫们，对汪伪政府的省长颐使气指，这把傀儡政权的奴才地位彰显得淋漓尽致。
依托军部的支持与帮扶，日寇侵华的战时新闻也做得很快捷。当时的通讯设备不像现今这么先进发达，加之军部繁琐程序的硬性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通讯的流畅;但日本的那些随军记者都被洗过脑似的，把对侵略战争的新闻报导都当成“神圣”事业来做，依靠两机(无线电机+飞机)，把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的情况，及时反馈到国内。日军进攻武汉，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低劣的情况下，全凭保卫家国的一腔热血，顽强抗敌，前期战况日军伤亡极其惨重。而这阶段出现在日本国内的新闻报导是：日军节节胜利;当日军进入武汉，第二天，日本国内三大媒体就同时暴出占领武汉的特大新闻，日本国内一片狂欢。这种速度很值我们反思。由军部控制的媒体为了鼓舞士气，大多以报喜为主，但对于特别重大的消息，即使是凶讯噩耗，在国内也给予报导，而且还很快捷，体现出新闻“快、新”的特点。
1938年9月3日，在星子县东牯山(今秀峰以南)一带山地，日军101师团与中国守军160师展开激战，日军联队长饭塜国五郎大佐被中国军队当场击毙，第二天(9月4日)，在日本国内就以“号外”的形式予以报导。饭塜死后被追任为少将，是在九江战场被打死的日军高级军官，被日军称为“军神”。日寇侵华，猖獗一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战争所需的经济负荷和必须付出的生命代价，全都由日本人民来承担。在日寇侵华时，随军记者们记录了许多日军的“战绩”，同时也记录了侵略者们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犯下的战争罪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寇侵略军在中国正式宣布投降是9月3日，中国以9月3日为抗战胜利日。至此，九江战地分社也走到了尽头。就在8月15日至9月3日之间，日本军部对各新闻单位下达一项命令，“必须将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烧毁。”有一些日本传媒人，以文人的良知违抗了这一命令，每日新闻社大阪总部就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他们将战时所有的照片全都秘密地保存了下来。这是日本新闻社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套战时图片史料。1998年，每日新闻社将这些图片史料编辑成册，题《“不许可”写真集》，共两大册，进行出版，公诸于世。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对中国及世界人民所犯的滔天罪孽，昭然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