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协定，标志着历时5个月的长城抗战结束。然而，这份不被大众所了解的何梅协定，为什么签订者何应钦总是三番四次的说何梅协定是不存在的呢?何梅协定是什么?里面又暗含这什么秘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但由于准备不充分，日本采取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华北资源，在政治上制造分裂，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防共自治运动”，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达到占有华北的目的。
1935年5月2日夜和3日凌晨，天津日租界汉奸报《国权》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相继被杀。日本利用这一事件，强迫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各种要求。经蒋介石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媒体对何梅协定的报道
《何梅协定》全文如下：
﹝1﹞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何梅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
何梅协定签订人何应钦
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这是从1840年清朝鸦片战争开始,慈禧,孙中山,蒋介石等卖国者签署的1100多个卖国协议中,卖的最少的一个协议，是国民党对外关系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然而，1935年12月初，因日方军机以“何梅协定”为由，任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何梅协定”之存在。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
《何梅协定》不存在的说法为何不对
从法律形式言，何应钦并未在“高桥觉书”上签字，故北平军分会与华北驻屯军间，确实没有一纸如“塘沽停战协定”这样明显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何应钦自始至终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77年甚且透过国防部史政局正式发函台湾各史政学术机构澄清其事。二次大战后梅津美治郎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也称何梅协定是一项“君子协定”，并未形诸文字。河北事件发生时参与谈判的矶谷廉介(时任日本使馆少将武官，驻上海)，于战后病危时，也坦承“何梅协定”是日本方面故意宣传，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这些说法，都是针对何、梅之间并无法律性协议文书而言的。
深入解读何梅协定
然而，何梅协定却有一封“便函”存在。根据国际法惯例，条约的形式与名称甚多。但在国际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样。何应钦这一“便函”虽不合条约的形式，但与“通知”类似，是一种“类似条约的文件”;而且，何应钦致函梅津虽属于“单方行为”，但在国际法上，类似条约的文件与单方行为，也具有法律效果。
“类似条约的文件”常因用语不精确，而导致内容与法律效力之争议。何应钦“便函”中，很机智地将承诺对象针对为“6月9日酒井所提各事项”，而未明白列举，因用语甚不精确，以致引发歧义。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指的是什么?据后来整理的“口头交涉全卷”所载，6月9日酒井等三度访何应钦时，曾“留下”一份三页的书面文字，从当时双方以“口头交涉”为主的情况分析，这三页文字当系类似便条纸上的任意书写(因此文字用语并不顺畅明白)，作为双方交谈时的佐助，并非正式“文件”。此所以何应钦当天两度发电报报告蒋、汪有关酒井提出最后四点要求经过时，并未提及酒井留有书面文件;军分会辑录当时双方交涉经过的“河北事件概述及有关文电抄件”中，也没有所谓“酒井文书”，酒井在6月11日向军部报告其6月9日与何应钦会见经过之电文中，也无一语提及留下书面文字;6月10日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中说明酒井6月9日提出要求四项内容时，更明言系“口头声述，未具书面”。因此，这三页的“酒井文书”，事实上等于不存在。
6月11日高桥自拟的“高桥觉书”，才是交涉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正式书面文字，若将“酒井文书”与“高桥觉书”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内容完全相同。但前者文意杂乱，字句不全，后者则列举条目，文字清楚明白。何应钦“便函”中刻意回避了高桥觉书，笼统以“酒井所提各事项”为对象进行承诺，原因应在于酒井所提乃“口头”内容，而且依何应饮上蒋、汪佳未电所示，“酒井所提”，重点在最后四项(取消党部、撤军、禁止排日等)，而非“酒井文书”或“高桥觉书”之全部内容。当时的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何应钦所“承诺”的“酒井所提各事项”，仅指(二)五十一军之移防及(三)第二师、廿五师之移防两项而已，其余(一)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为军分会权限所不及，何应钦无权表示诺否。
所谓“酒井三款”，亦即“高桥觉书”中的“附笔事项”三条，能否算在“酒井所提各事项”中，是水远无法澄清的。主要的问题出在“口头交涉”上，双方交涉均以口头方式，结论只能靠共识与默契，由于没有双方认可的文字纪录(高桥觉书文字清楚。何应钦拒不签字，便函所指又语焉不详)，因此中国所“承诺”者如何界定。中日双方就各说各话。
中国可以强调“便函”所应允的是酒井所提四事，而且系中国“自主的”加以实行，既是“自主”的将党部、军队撤出华北，而非在承诺日方要求下所为，将来自可重新进入，更不用谈“酒井三款”或高桥觉书中“附笔事项”所要求的干涉中国在华北的用人内政。日方则可以提出辩驳：该“协定”虽仅系口头性质，但条约与协定之缔结，原不必尽以书面行之，何况“协定”之部分内容，早经中国加以实行，故可视为“默认”协定成立之事实;何况日方提出要求，系以河北事件违反塘沽协定为由，中国既应允日方要求。则中日之间的“口头”协定可视为塘沽协定之续订条款，既为续汀条款。则具有条约约束力。仍可对中国提出要求。总之，由于“协定”缺乏完备的法律形式，而实质内容双方又各基于立场，无法取得一致看法，争议自然没有尽头。
何梅协定签订
1936年2月。公法学家谭绍华针对“何梅协定”能否成立及其法律效力、对中国影响如何，曾作过专文分析并呈外交当局参考。他认为根据国际惯例，何应钦信函在法律上“似已构成承诺”，且中国亦难以称该函未经批准。不生效力;信函中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若日本方面照6月9日酒井所提书面文件之内容加以解释，则对中国十分不利;中国方面若欲减低协定的影响。只能在所“承诺”之事项上作严格解释，且“自主的期其遂行”是指撤退军队及更换地方官员等事项系“自动之措置”，并非“被动的”履行承诺之举。换言之，中国将来有何举措，不受日方束缚。
从当时公法学家的分析看，就实质而言，何梅协定有一时的协定，并且已经由中国予以履行。此一“何梅协定”之有效性，在6月10日前后中国应允酒井最后四项要求，且立即加以实施后，已告结束。但协定精神(即国民党组织及中央军退出河北)，将来是否仍对中国具有持续的约束力，则中日双方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自然持否定态度，蒋、何在抗战前一再否认何梅协定，用意之一就是阻止协定继续产生作用;就日方立场，何梅协定内容不明，正好方便于故意曲解，扩大适用范围，以达到侵略目的。
本来，双方各有解释，但从史实上看，河北事件结束后，日方即将何梅协定精神推广及河北以外的其他华北各省，中国虽然否认何梅协定，但华北各省党部继河北省党部之后也相继退出，排日运动更是在严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身分返北平时，即招致日方绝对反对，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代何应钦主政华北。这无异是《何梅协定》中“南京中央势力不得再进入华北”的持续作用。
总之，就日本而言，强调何梅协定可以作为其侵略行为之合理掩饰，且在武力作后盾下，推衍协定的应用范围;而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何梅协定》的签署，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忍辱发展策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