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
中村事件发生地察尔森镇。
关玉衡。
身着中式服装的中村震太郎(中)。
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搜集情报后所作的兵要地志报告。
1931年6月25日，中国东北的军事禁区里，一个身穿棉服、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人，以及他的三个同伴，被东北边防军屯垦三团扣留了。日本人举止怪异，态度傲慢，更可疑的是，他自称是来自东京的农业专家，身上却带着军用地图和枪支。
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军事间谍、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
日本间谍潜入中国，为其侵华野心刺探情报，此时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与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直接相关。就在中村震太郎被中国军队逮捕并处决不到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案，被蓄谋侵华已久的日本歪曲为“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农业专家”
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顺着洮儿河的方向，沿县道向西北行进30余公里，有一座安静的边陲小镇——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小镇属于浅山丘陵地带，时至今日，总面积80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全部人口也不过2万人左右。对于非本地人来说，如果不特意察看地图，恐怕连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处何方都不甚明了，更别提察尔森镇。
然而，这样一个人烟稀少、位置偏僻的地方，竟然在1931年，就已进入了日本人刺探情报的视野范围。
当时，察尔森隶属于兴安屯垦区，是东北边防军屯垦军第三团驻地。所谓“屯垦军”，是张学良于1928年将炮兵缩编后改编而成的，其任务是“屯垦殖边”，同时“抵制外人的侵略”。但是，谁也没想到，这片住民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边陲之地，竟然真的来了“外人”。
1931年6月25日清晨，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正率领士兵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突然，平时少有人来往的团部西侧大路上，出现了四个骑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驰，马上还驮着不少行李。仔细一看，为首的人头戴皮帽，帽子上套着一副风镜，身穿棉裤、棉袄，外面还罩一件俄式皮夹克。6月底的察尔森，天气已经转暖，到了穿夹衣的季节，可眼前这几人怎么还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
陆鸿勋不由生疑，令士兵将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这一问，疑惑更大了，说汉语，对方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然无人应答。陆鸿勋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于是报告给了时任屯垦三团少校团附(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为董昆吾)。
董平舆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本人于192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奉天交涉署秘书，1925年又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因此，他能说得一口相当流利的日语。接到陆鸿勋的报告时，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正好因公外出，董平舆代理团长职务。
他亲自用日语询问四个陌生人，果然，为首的那人开口了。他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前方道路不安，据说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就此折回，返回洮南。其余三人分别是一名日本人助手，一名喂马的俄国人和一名带路的蒙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为首的日本人还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
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调查土质的农业专家吗?董平舆疑虑重重。
不怪董平舆多疑，毕竟，1929年就被披露的日本机密文件《田中奏折》中，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村所说的索伦山至洮南一带，位于大兴安岭南北分界线处，地势险要，正是“满蒙”的心腹地带。
况且，早在甲午战争前十几年，日本间谍就开始为他们的野心在中国建立庞大的间谍网。日本著名的间谍组织乐善堂，曾用三年多时间调查写出《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等各个领域，三册共计2000多页，书中对中国的了解之详细，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清廷。1892年在日本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关注。
到了日俄战争时强占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更是变本加厉。1907年设立的满铁调查部(课)，发展到“九一八”前后时，足足拥有2000多名骨干分子。东北最大的日本情报组织关东军特务机关，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此外，日本人在东北各地开设的商店、旅馆、妓院、鸦片馆，也有不少是日本间谍的秘密联络点。
据民国著名报人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1928年初至10月初，日本赴我国东北的各种“旅行团”、“考察团”达166个，6180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为日军编制兵要地志和制定作战计划。而翻阅《“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一书，仅1929年6月被东北官方发现并载入正式文件的、到中国境内勘测地形获取情报的日本人，就有3起十几人之多。
中村震太郎一行会不会又是乔装打扮的间谍?董平舆不能不警惕。
证据
董平舆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从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屯垦三团的士兵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到了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若干份、详细的调查笔记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等。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一行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况校改地图。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这么详细的资料，当时的兴安区官方都掌握不了。”史志专家、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史地方志局前局长冯学忠告诉记者。
简单查阅这些证据，董平舆内心已经断定中村等人就是间谍，但此时并无审讯记录，证据也需要时间整理。他思索一下，一边悄悄派人去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礼貌地对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
董平舆当然不是真的为中村一行的安危担心，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中村几人估计也看出了他的用意，并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被扣留了下来。
6月26日凌晨，得知消息的关玉衡二话没说，连夜赶回了团部。把董平舆呈上来的证据翻译成中文后，关玉衡发现，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中，头一篇就交待了他的真实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他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陆军大尉!此外，笔记里不仅写着中村在日本东京出发送行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比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
身份既已确认，关玉衡开始对中村等人进行正式审讯。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中村依然不认账。关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忆：“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级。中村自抬身份，又强调已经“退役”，无非是想推卸日军的罪责，同时吓唬中国军人。关玉衡当然不会被所谓的“大佐”身份吓到，这个性情豪爽刚直的东北汉子，17岁投笔从戎，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摸爬滚打过。
见一时撬不开中村的嘴，关玉衡便先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随即承认，自己是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陆军大尉，所带的地图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国人叫米罗阔夫，会日语，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
从中村所带的种种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来看，事实再清晰不过，中村的军人身份确凿，获取军事情报的证据摆在眼前，毫无疑问，他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事间谍。
既然如此，中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和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甚至按照中国的法令与国际惯例处决国外间谍，本应是完全正当的行为。然而，此时的关玉衡，却只觉得眼前的四个人太棘手了。他很清楚，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如果放了中村一行，无异于放虎归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报必然被日军掌握，并且，日方很可能还会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军人无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但凡走漏风声，日本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同样不容乐观。
如何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间谍案件?关玉衡决定在全团召集连级以上人员开会，集思广益，征询意见。
秘密处决
6月26日下午，屯垦三团连级以上干部集中在团部军帐内。关玉衡说明情况后，军帐内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表达了与关玉衡同样的担忧，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有人提出放中村走出去，在路上悄悄杀掉;还有人认为，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
董平舆则直接建议：“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秘密处死中村等人，关玉衡最初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的想法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思虑再三，觉得公开处置确实像董平舆所说，只是徒惹麻烦。于是，关玉衡提出对中村等人进行二次审讯，进一步取得他的口供，再作最后决定。
26日晚，夜幕已深，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对中村的第二次审讯开始了。中村大约意识到自己罪责难逃，先是大放厥词：“如果不放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接着，竟然在审讯现场与三团士兵打斗起来。关玉衡本来不主张刑讯，见此情景，不得不大声喊：“捆倒了打!”一声令下，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面对众人，气焰更加嚣张，干脆拿出日本武士道的本领疯狂厮打。直到站在一旁的关玉衡恼怒至极，“刷”地抽出战刀，中村才收敛了气焰，乖乖地供认其间谍罪行。关玉衡本以为中村这下老实了，谁料，借着在笔录上画押的机会，中村仍不死心，又与官兵厮打起来，甚至还试图夺去士兵的武器，没办法，三团官兵只好将其打晕在地……
谁也没想到，就在双方激烈厮打时，中村手腕上的手表被扯了下来，掉落在地上。可惜，当时紧张的氛围下，审讯的官兵没有一人注意到这个细节，更没有人想到，这块手表后来竟成了致命的隐患。
话说回来，中村的嚣张让关玉衡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双方已经动手，此时若放走中村一行，即便有口供和证据在手，恐怕日方也不会善罢甘休。想到兴安屯垦区属于边境军事地区，成立之初东北长官公署就曾照会各国领事馆，称“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禁令在先，如今中村等人却假冒农业专家进入军事禁区，证据确凿，理在我方，关玉衡和三团干部终于统一意见，下定决心，当晚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
这时，时间已是26日午夜12点30分左右，确切地说，是27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关玉衡生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
不过，关于秘密处决的方法，董平舆的回忆有所不同：“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四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而时任三团二营中尉骑兵中队长的金东复，在《中村事件亲历记》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为防止枪声引来不测”，“制定了‘刀杀’的行动方案”。
到底是枪决，还是火烧，抑或刀杀，时隔86年，我们已经无法探究哪种说法是最准确的。但无论如何，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在察尔森一带消失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关玉衡就带着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赴兴安屯垦公署所在地向上级报告中村之事，同时，第一时间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间谍罪证托人转呈给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
而在三团内部，关玉衡再三严令，任何人不许泄露处决中村等4名间谍犯的事情，违者以军法论处。遗憾的是，再三严令之事，最终还是泄密了。
手表泄密
中村一行被秘密处决后的半个月，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7月中旬。从1984年开始就致力于搜集中村事件历史资料的冯学忠告诉记者，日本方面最早察觉到中村震太郎的行动可能出现异常的，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片仓衷大尉。
1931年9月19日，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关玉衡与长子关松军夫妻及长孙。
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
“九一八”纪念碑。
原来，中村震太郎进入兴安一带刺探情报之前，就是片仓衷接待的他。出发前，双方约定了一个日期，到时片仓衷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等人。谁知，约定的日期已过去了好久，一直到7月18日，片仓衷也没有在王爷庙找到中村的踪迹。他感到情况不妙，就前去哈尔滨向关东军特务机关汇报。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一行，正在东北参加所谓的“北满参谋旅行”——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参谋旅行”，说白了，其实就是侵华前的军事情报侦察和搜集。这一次，他们到达黑龙江省昂昂溪时，正好遇到井杉延太郎的妻子、昂荣旅馆的女主人，她告诉板垣和石原，自己已与井杉失去联系将近一个月，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
多条线索汇在一起，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个情报机关迅速开始了寻找中村下落的行动。
不久，日本在齐齐哈尔的一个情报联络点——朝日旅馆兼妓院的女特务植松菊子，从一名嫖客口中探听到风声，说是前不久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杀害了。这个嫖客还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垦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手中。
原来，中村被处决当晚，手表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心中贪念闪过，竟然随手捡起手表装入了自己的口袋。后来为偿还赌债，他又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的一家当铺。
贪财的李德保全然不知，这块手表并非一块普通手表。“这种手表是日本厂家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表的全部机件全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所以被称为‘三道梁’手表。”冯学忠解释说，“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
植松菊子的情报传到关东军特务机关，特殊的“三道梁”手表自然成了关东军搜寻的重要目标。那么，王爷庙当铺里的手表又是如何被日军拿到的?
董平舆的回忆中只简单提了一句：“中村被扣后，他所戴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而根据关玉衡的长子关松军在1998年接受冯学忠访谈时的说法，手表被日军获取的关键，竟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设的陷阱。
据说，李德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为此，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派出了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是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女儿，辛亥革命后被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川岛芳子，成年后长期为日本做间谍，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及成立“伪满洲国”，都不乏她的身影。
接到土肥原贤二的命令后，川岛芳子便通过朝日旅馆的老板和之前透露消息的嫖客，将李德保引到旅馆内。李德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几杯酒下肚，便把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酒足饭饱之际，川岛芳子骗李德保说，自己从南满带了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要发大财的李德保马上就说要全部买下，只是随身带的钱不够。川岛芳子装作无意道，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当即拿出了一张当铺的契票……
就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凭借川岛芳子骗到手的契票，从当铺赎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为天降横财的李德保，当晚就被川岛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
见到手表的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只是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表在手，中村之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至于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到底因何而死，从来就不是他关心的内容。
据关玉衡回忆，土肥原贤二还执意亲自到兴安地区勘察，名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证据”，实则到处煽风点火，甚至意欲勾结蒙古贵族。只不过，由于屯垦军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地中途折返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决定，他们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舆论。
倒打一耙
1931年8月的沈阳城，中村震太郎失踪之事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也趁机到处寻衅滋事。在没有找到中村等人尸体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经办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视听、造谣中伤的消息，诸如“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所杀”，“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之类。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声明对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行只字不提，反而倒打一耙，故意歪曲事实，言之凿凿地声称“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分别指使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一再向东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尽管东北当局多次驳斥，兴安屯垦区自成立开始就谢绝一切外国人入内，但林久治郎依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方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罚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而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紧紧抓住中村事件这一“天赐良机”，渲染事件、煽动民众、鼓吹战争的闹剧此起彼伏。
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8月18日的报道，就在8月17日日本公开所谓“中村大尉遇害”消息当天，中村震太郎的岳父、预备役少将羽入三郎便搂着中村的孩子，对记者发表了一番“痛彻心扉”的谈话，“为国捐躯是军人的生平夙愿，遗憾的是并非战死疆场，尤其是想到被中国兵折磨杀死，想到当时瞬间所受的痛苦……一见到对那些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的这个孩子，一边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边扳着手指计算日子盼望着的样子，就感到十分可怜。”末了还不忘对媒体呼吁，希望能给中村“报仇”。
以中村事件为借口，东京等地的军官为中村震太郎举行了远超过正常规模的葬礼。不久，日本又将中村事件改编成电影，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在影片中竟然完全被塑造成“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在种种鼓吹和煽动下，日本军人纷纷走上街头、学校、工厂、村镇，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鼓吹扩军备战，叫嚷要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荣誉和生命线”。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驻扎在八日市的日本空军，利用飞机在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城市的上空投放传单。传单图文并茂，标题是《醒来吧!同胞!重视我们的国防!》，图上却赫然画有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地图上还公然画了一面日本国旗，旗上写道：“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9月4日，日本陆军省公开宣布：“如不迅速解决‘中村大尉遇害事件’，则采取第二第三种手段，根据近10天的发展，陆军也可能单独采取某种强行手段。”9月8日，就连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报复行动”。力主武力解决的陆相南次郎甚至表示，“已抱最后决心”，“已有最后准备”，俨然已经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折冲外交
就在日本方面大肆炒作舆论时，关玉衡此前托人转呈给张学良的快邮，终于收到了回复，张学良在电报中指示：“妥善灭迹，做好保密。”有了这封电报，面对日本方面的来势汹汹，关玉衡沉着冷静，毫不慌张，一方面请还在北平的张学良退还中村间谍的证据，以便日后更好地与日方交涉;一方面寻找机会，向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在北平养病期间，由荣臻代理东北军副司令长官职务)报告中村事件的内情。
9月10日，东北军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来到了屯垦三团关玉衡处，他是受荣臻的委托，以私人名义和关玉衡商议中村事件的应对之策。
当时，荣臻尚未见到中村间谍的证据，又听到兴安区部队可能哗变的流言，生怕屯垦三团在日方的重压下无以应对，部队果真哗变。因此，王致中进门头一句话就是：“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紧接着，他又转达了荣臻的主意，能拿出证据，可以进行折冲外交，如果拿不出证据，就送关玉衡取道满洲里前去苏联。
闻听此言，一直担心丈夫安危的关玉衡妻子插了一句：“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但关玉衡却不愿采取“上策”，他坚定地说：“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阳，如果(日本)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后，关玉衡的许多老友也劝他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日本间谍到我防地侦察破坏，我处死他们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了死的准备!”
这时的关玉衡还没有意识到，日军不仅仅是蛮不讲理，而是蓄谋已久，不管他是否出面对质，不管证据是否有力，对方迟早都会挑起战争。
他也不知道，自己决定去沈阳对质的同时，铁了心借机挑衅的日本却在外交上步步紧逼，林久治郎一天之内竟然三次向荣臻提出“抗议”，要求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荣臻迫不得已，只好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领一团宪兵，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没过几天，沈阳城里开始流传：关玉衡已被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紧接着，日本新闻记者纷纷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关玉衡的下落，沈阳城里的日本浪人也不安生，一次次地跑到某监狱去闹事，扬言要亲自惩戒关玉衡，为中村“报仇”。
这些日本人根本没想到，此时的关玉衡正悄悄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里。原来，陈兴亚一行大张旗鼓的“拿办”，只是做给日本人看的，他们尚未抵达屯垦三团时，王致中已经带着关玉衡到了沈阳。抵达沈阳的当晚是9月16日，荣臻、关玉衡、王致中等人同坐一席，关玉衡将中村事件的前因后果面对面详细汇报给荣臻，也是在当晚，荣臻亲眼见到了张学良从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间谍活动的铁证。为防止关玉衡被日本人暗杀，晚饭后，荣臻安排关玉衡住进了李香甫的私宅，李宅前面是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相对安全一些。
第二天，荣臻奉张学良之命答复林久治郎：经调查中村案，现已将兴安区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之处理。随后，手握中村间谍活动证据的荣臻，正式开始与林久治郎进行中日谈判。
直到此时，包括张学良、荣臻等人在内的东北当局，还幻想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就在谈判过程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最后一次谈判
9月18日下午，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林久治郎与荣臻就中村事件展开会谈。时任东北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济川回忆：“因事机秘密，林久治郎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开始，荣臻曾想让关玉衡出面对质，但一提起关玉衡，林久治郎的态度就极其恶劣凶狠。荣臻只好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拿出来，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荣臻将从中村身上搜出的军用地图等证物亮出，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李济川记得，林久治郎看到这些物证时，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后，林久治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我们的军人也很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谈判顿时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气地转身而出，临走还威胁说：“中日友好关系的破裂，我不能负责。”
不过，据关玉衡回忆，林久治郎后来又返回了长官公署，重新谈判。即便已经看到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返回谈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强硬地提出了四项条件，并且，每一项条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内容：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臻阅毕四项条件，称“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至此结束。
18日当天，荣臻甚至还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关玉衡：“关于对您的处理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李香甫当时在场，对关玉衡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
话没说完，就有宪兵进来报告说，早上见到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日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时，不管是李香甫，还是关玉衡，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布告和近几天日军的种种表现一样，都是故意麻痹国民政府而已。
两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满面微笑，对记者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
然而，重光葵的声明不过24小时，林久治郎和荣臻的最后一次谈判后不过几个小时，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个多月内全境沦陷。而关玉衡留在东北的亲人和东北百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惨遭日军蹂躏。
值得庆幸的是，9月20日拂晓，关玉衡乔装打扮，顺利躲过了日军的搜捕，乘火车抵达北平。为抗击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1932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战斗在抵抗伪军的前线。1936年，关玉衡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陕西省横山县县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我党联系密切。因为他的爱国抗日行动，周恩来曾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亲日分子何应钦等人后来竟指责关玉衡，说什么处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网络上依然有类似的言论：“中村事件如果处理妥当了，‘九一八’事变是否就不会发生?”殊不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早已说过，关东军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开始策划“九一八”事变。侵略者早就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所谓的“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战争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时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经过去了86年，在当年事件的发生地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中村事件展览馆正在筹建。即将建成的展览馆，记录着中村事件的前前后后，也记录着关玉衡和中华民族的众多热血儿女一起，不屈不挠抵抗日寇14年的历程。它更警示我们，莫忘历史，时刻铭记曾经弱国的耻辱外交，铭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