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工企业的内迁
兵工企业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兵工署就确立了在内地建立新的兵器工业中心的方针。然而，这个方针在战前实施得并不理想。全面抗战爆发后，兵工署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布局上的既定方针，作出了两个决策：一是为坚持长期抗战，以四川重庆地区为中心建立中国新的兵工生产基地;二是为配合作战需要，以洛阳、汉阳、衡阳为中心，分别建立临近抗战前线的兵工生产厂。为了落实这两个决策，兵工署即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入川考察，确定各兵工企业内迁地点以及所需资源情况。
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中，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从上述企业内迁的地区、时间和范围看，可以发现如下特点：1、都是受日寇直接威胁的企业。因战事急需，兵工署严令各兵工企业必须坚持生产，“各厂非至不得已，不许作迁移之举”。2、搬迁时间明显迟于8月已进入高潮的民营企业内迁，基本上是在日寇迫近之时才撤离的。例如中央修械所，是在“敌迫首都，协助守军至最后”的情况下，才被迫撤退的。3、迁往地点基本上是兵工署两个决策的地址，即四川重庆和“三阳”地区附近。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寇加紧侵略的步伐，中国的沦陷区域不断扩大。尤其是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寇锋芒指向武汉、广东等地，更多的兵工企业面临威胁，必须内迁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此为第二阶段内迁开始。这批内迁的兵工企业最先从广东开始。早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寇就对广东的兵工企业大肆轰炸。兵工署于1937年12月首先给广东第一兵工厂下达了搬迁命令，次年4月又向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即广东化学厂)下达了搬迁命令。随后，搬迁命令陆续下达给第二批内迁兵工企业。大规模的兵工企业陆续进行搬迁。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到广西融县(1939年12月再迁贵州桐梓);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谿;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由西安再迁重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938年6月迁重庆;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谿;炮兵技术研究所本部及炮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枪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1938年6月迁湖南沅陵;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一分厂1938年6月迁广西桂林;上海炼钢厂1938年8月由汉阳再迁重庆;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阳再迁贵阳;……第二批兵工企业的搬迁有这样一些特点：1、涉及面广。除了已经内迁大后方的兵工企业外，国民政府直属的兵工企业几乎都在搬迁之列。2、许多企业属于再次搬迁。此次搬迁的兵工企业有一半落户重庆，且都是中国兵器工业的重点骨干企业。3、与首批内迁兵工企业的仓促相比，此次搬迁时间比较宽裕。如广州、武汉都在1938年10月沦陷，而在这两地的兵工厂分别于4月和8月就已经搬迁。
武汉失守后，由于日寇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局的情况，决定继续进行兵工企业的迁移。于是第三阶段搬迁开始实施。只是这次搬迁带有调整性质，同时也涉及局部战局变化。具体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谿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谿迁重庆。这样，轰轰烈烈的兵工企业大内迁落下帷幕。
二、民营企业的内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一些爱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向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紧急组织重要工厂内迁后方，并补助搬迁费，在内地重新建厂生产，支持抗战。国家动员委员会指定资源委员会负责民营企业搬迁问题。1937年9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0次会议作出决议，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军政、财政、实业、教育4部和资源委员会审查办理工厂搬迁事宜。从此，工矿调整委员会取代资源委员会负责民营企业的内迁工作。1938年3月，国民政府将工矿调整委员会与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合并，改组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全面负责工厂的搬迁工作。
整个企业搬迁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8月至12月为第一阶段，1938年7月至1938年10月为第二阶段，1938年10月至1940年7月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将上海等地的企业向武汉搬迁。截至1938年2月，搬迁武汉的企业共有121家，而有27家在搬迁途中损失或者去向不明。
第二阶段是将在武汉的企业再向西迁，汇集于湖北宜昌。据统计，迁至宜昌的企业共304家，机器设备物资5万多吨。
第三阶段是集中在宜昌的企业突击迁入四川。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宜昌面临严重威胁。集中在宜昌的大量部队、工人、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设备物资亟待抢运入川。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开始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副次长兼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席，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但川江上仅有民生公司22艘轮船和2艘外国轮船以及1艘招商局的轮船，全部运力只有5000吨左右，运力严重短缺，不得不征调民间木船1000余艘协同运输。此时长江丰水期已过，只有几十天中水期可以通行较大轮船。因此必须在这几十天内将大型设备物资装船内运。否则枯水期来临，轮船将无法开行。卢作孚采取了缩短航线、分段运输的方法，以争取时间。他将整个川江航线分为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三段，各段分别由专船负责货物运输;重要的货物则专船直运重庆。船工们冒着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日以继夜地抢运货物。经过几个月的抢运，到1939年6月宜昌沦陷前，囤积在宜昌的近20万吨设备物资和在宜数十万人员被全部运送入川。这些物资对大后方的工业建设起到关键作用。此次抢运在中国航运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被誉为“中国抗战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8年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指示四川省政府，要求在各方面给予内迁企业以各种便利和优惠。在土地方面，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作为工业区，对迁川企业购地建厂，更要给予协助，不准地主刁难。为此，省务会议作出决议，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省政府规定，凡是迁川企业建厂购地印契免收附加税三成(后更减为五成)。对于最为迫切的机器设备物资运输问题，省政府命令有关方面尽力协助;轮船运力不够，紧急动员木船1200多艘运输。在电力供应、劳工招募、原材料采购等方面，也为内迁企业提供方便。1938年1月25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成员林继庸在重庆召集各企业代表开会，讨论企业迁川问题，筹备建立迁川工厂联合会。同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正式成立。该联合会对于企业迁川重建生产，作了大量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另外，国民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内迁和在后方建立新企业，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奖励、协助和扶持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1、对于生产军需用品的企业，如冶金、机械、化工、电力、能源、交通器材、医药、被服等，实行免除税收、补助迁移费用、给予预先运输、减免国营交通运输费用、划拨企业建设用地以及奖励等政策;2、对于为民生所必需的企业，如纺织、饮食、教育用品等，实行免除税收、免除检验、给予运输方便、代征建设用地等政策;3、对于内迁企业给予贷款，主要有搬迁贷款、经营贷款、建筑和购买设备贷款、疏建和保护工程贷款等。这些贷款主要由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负责办理。
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局统计，截至1940年底，内迁的企业共计448家。从内迁企业原住地来看，以上海和武汉两地最多，分别是148家和160余家。从迁入地来看，迁入四川的最多，有254家，占54.7%;迁入湖南的次之，有121家，占29.2%;之后分别是迁陕西27家，占5.9%;迁广西23家，占5.1%;迁入其他各省23家，占5.1%。而在抗战中，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溃败，原先迁往湖南、广西的企业又被迫再迁，其中绝大部分迁入四川。而迁川的企业90%以上分布在重庆及周边地区。
三、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
早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就比较注意制定大后方工业发展规划，推动四川的工业经济中心的建设。其在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后，确定了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和充分依靠旧有的经济中心以及依地理位置、原料产地、交通运输条件而定的方针。因此，国民政府分别建立了一些工业区，而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区，最符合条件的就是重庆。重庆地处大西南腹地，是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西南地区大城市中，重庆的工业基础最好。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又成为战时国家的政治中心，以重庆为战时国家的工业中心自是顺理成章。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四川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发展也非常缓慢。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组织的沿海沿江地区工业的内迁，使四川的工业一改战前发展颓势，各类工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体系。可以说，抗战时期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发展高潮。
沿海沿江的大批兵工和民营企业内迁以后，分别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后方省区形成了11个工业区，以四川最多，有5个。具体是：1、酉阳龙潭镇是汽车修理、装配与炼油工业区;2、万县、长寿、涪陵一带有水电、棉油工业区;3、泸县、内江、五通桥、乐山、自流井等地建有发电、酒精、制盐、制酸、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4、威远地区建有煤炭和钢铁工业;5、重庆地区，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达綦江的范围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区。
重庆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如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四川的近代工业体系，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
兵工方面，先后内迁重庆的各个兵工企业，都是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加上国民政府兵工署接收、改造、征用的原川军兵工和与兵工相关企业，经过配套整合，形成重庆军工生产基地，造就了抗战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它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钢铁工业方面，国民政府在重庆领导建设了一系列钢铁生产企业，其中炼钢厂7家，占整个大后方炼钢厂的70%，生产的钢占全部钢产量的80%;冶铁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生产的铁却占大后方全部铁产量的50%。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主要钢铁基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机械工业方面，重庆集中了内迁的大多数机械企业。据统计，在1940年，重庆机械企业数量就占整个大后方机械企业数量的65%，资本金额占51.5%，工人数量占37%。其重要地位显而易见。
化学工业方面，重庆的化学工业发展也较快，尤其是与动力和燃料有关的工业发展很快。抗战时期汽油、柴油等燃料油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炼油和代用液体燃料(酒精以及用桐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提炼)生产企业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据统计，1944年，重庆有炼油企业35家，占大后方全部炼油企业总数的40%以上。其他民用化学工业也有了长足进步。
纺织工业方面，重庆在抗战前虽然也有纺织企业，但没有一枚纱锭，不能纺纱。抗战时期沿海沿江纺织企业内迁重庆，这才开创了机器纺纱的新局面。当时重庆集中了中国最大的几家民营纺纱企业，使重庆成为主要的棉纱生产地。据中纺公司1945年1月制作的《大后方纱厂一览表》统计，重庆纺织企业拥有的纱锭数量占整个大后方纱锭总数的51.6%，占织布机数的50.4%，棉纱产量的52.8%，棉布产量的32%。
由此可见，重庆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经济中心，为支撑全面抗战做出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