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各地学生到南京声援,要求政府抗日,同时抗议政府对爱国学生采取暴力镇压政策。当几万学生行至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国民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开枪镇压,学生被打死30多人,打伤100多人。当天夜间,军警对学生进行大规模搜捕,把各地学生强行递解出京。② 这一事件史称“珍珠桥”惨案。它的发生,标志着国民政府已从“九一八”后的震惊和不知所措中清醒,决定采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决镇压的政策。政府的暴力没能阻止青年学生救国的热望,只不过使自己首先成为学生救亡运动的对立物。 “九一八”后,伴随学生救国运动而出现的是中国工人的抗日斗争。9月24日,上海的几万码头工人率先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组织召开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员等决议,并举行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会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工人也先后进行了反日示威、反日集会和反日罢工,北平工人还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义勇军。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各界群众积极参加了支援十九路军保卫上海的战斗。在上海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做工的10万工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大罢工。各界人士组织了义勇军、救护队、服务团等,直接参加了前线的战斗,给十九路军以极大的支援。同时,上海和各地都掀起募捐活动,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没有上海人民自发而踊跃的支援,“一二八”抗战所取得的良好战绩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工商界,自“九一八”起也投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当中。9月20日,上海援侨反日会在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决议:“呈请中央,集中全国军队,立刻出兵东三省,驱逐日兵出境”。③ 上海市铅印业、矿灰业等三十余工商团体也发表宣言,呼吁:“民族危亡,近在旦夕,国难临头,安可坐视?努力奋斗,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我同胞,务必一心一德,努力御侮”。④其它大城市,如汉口、南京、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商会和工商团体,也先后要求国民政府出兵御侮,共赴国难。
工商界还掀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的活动。9月21日,上海米行业首先召集行业会议,议决:“停购洋米,不与日商交易,不装日船”。⑤ 随后,上海160余同业公会都表示要与日本停止经济往来,9月28日上海商会会员大会决议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各同业公会建立日货检查组,全面抵制日货。至11月底,上海查封的日本商品即达1亿元以上。⑥抵制日货的行动很快遍及整个中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30年日本对华输出为二.六亿,而1931年则不足1亿元。⑦
在“九一八”后的社会反映中,各界对于民族耻辱的愤懑达到了甲午战争后的最高点。这期间,中国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自发性的反抗侵略的斗争,表达了他们救国的心愿。从这时起,中国国内的一切政治症结、权力纷争都已变得不重要了,人民的要求是立即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何去何从
“九一八”后,中国人民所表达出的意愿,集中反映在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挽救危亡。虽然舆论对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甚至说提出不抵抗政策的人是“世界有历史以来,应断无此无耻之国民”。⑧ 但批评在初期并未形成主流,各界仍表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抗日。从重镇锦州数日之内失落敌手,从热河被日寇128个骑兵占领,从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苦战无援而败,人们看不到政府抗日的决心与措施，事实一再地让人民失望。 由于对政府失望，1931年底开始,全国各界纷纷组织起各种救国组织。当国民政府谋划锦州为中立区时,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通电政府称:“大难临头,万无犹豫余地,究竟如何决大计以谢天下,请立即以事实表明,否则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⑨12月间,马相伯、黄炎培等发起了江苏国难救济会,宣言:“天下兴亡,匹夫匹妇,皆与有责”。各省人士群起效尤,上海、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均建立起国难救济会。以此为标志,民间的救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海国难救济会的宣言称:“国非少数人之国,民非少数人之民,国民均有主权,均有责任”。1932年5月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公开呼吁成立“中国废止内战大同盟”,明确提出:“外侮纷来,源于内乱,内乱靡已,由于内战”。故“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运动”,要求国内各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⑩这个举动，一方面是对国民政府以“训政”为名实施一党独裁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在外侮当前的时刻,广大人民是希望国内政治稳定。民间的救国组织大多还是以拥护政府抗日为宗旨,故很多人希望“维护此唯一之政府,固国家之中枢,防一切之混乱”。(11) 但“珍珠桥”惨案的发生,使得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界人民对国民政府更为失望。当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之后,引起全国更多民众的不满。他们无法理解亡国灭种即在眼前，政府却全力去安内。此后,民众自发的抗日活动,便指向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软弱退让。相当多的舆论,批评了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和不抵抗。舆论指出:“党国领袖,勇于内战,怯于御侮,平时奋发迈进,争权夺利,乱时逡巡却步,互相推诿”。(12)面对日军侵略,“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⒀接着,舆论开始抨击安内攘外的政策。
其一,一些舆论提出“亡中国者,非暴日非共党,乃现在之政治组织,现在之党国领袖”,认为中国政治腐败专制,是导致外患和内乱的根本社会原因。对于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更有人说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谓:“今日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他们之所以成为匪是因为,“政治之黑暗,内战之绵延,捐税之榨压,官吏之敲诈,豪绅之吸吮,于是而国民经济日益凋敝,人民生活日益穷蹙,民无生路,自挺而走险”。⒁胡适更断言:“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 ⒂ 舆论要求国民政府以治本代替治标,以政治和社会改良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症结。其二,社会舆论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以中产阶级喉舌著称的《申报》指出:“今日之共产党,不同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彼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纲领,而又有国际之背景,其产生,其扩大,非为偶然。”“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世界各国均可公开讨论,其宣播、其流传,固绝非断绝其出版物、禁止其研究所可遏抑者也。假如一种学说,可以权力禁止而绝其流传,则秦始皇坑儒焚书,今世应无一人能识字矣。假如青年之思想,可以管束而禁锢,则沙皇今应仍为俄国之君主。”⒃ 因此,消灭共产党“绝非武力所可奏效”,“政治如不清明,民生如不安定,则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⒄为此,《大公报》则呼吁:“国民党以外的反对党,事实存在,不能抹杀”,吾人“原则上同意开放党禁”。⒅ 他们还向国民政府建言:“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名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⒆ 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也批评安内攘外是“自杀政策”,提出应从攘外中求安内。⒇ 其三,社会舆论主张谋求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在要求停止内战的同时,舆论还要求全国力量的联合抗日,首先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合作。他们明确提出:对内有所不为,而后对外可以有所为。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让步”。(21)为此,他们愿意承当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者,希望国民党允许中间人士“躬赴江西,径访共党首领,问其能否废战,及如何方能废战,彼共党亦同胞,且多知识分子,对于此代表多数民意之使者,势不能无条件拒绝”。“倘能发见一致之点,则和平之途径启矣”。(22) 还有人主张,国民党亦应“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