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提出了明确的御侮要求。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24)他在赠鲁迅的一首诗中写到:“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25)这表现了知识界抗日要求和对妥协的不满。《申报》质问政府:“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26)《国闻周报》发表题为《我们的希望》的评论,提出:(一)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二)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三)我们希望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四)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五)我们希望以对外的“维持邦交”来对内;(六)我们希望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27)
这些社会舆论的导向,反映了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政治力量对救亡的认识。《独立评论》发表的《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向蒋介石献策: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他们一方面表现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腐败、对外妥协;另一方面对中共的暴动政策、土地革命、听命苏联等做法也有大量的批评。危亡在即之时,中间力量率先明确指出:“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既为今日惟一之需要”,(28)揭示出民族矛盾至上的历史变化。他们首先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集中国力抗日,“凡足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无不可用”。(29)他们还提出以改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以议会民主形式来解决党争的主张。这种超脱于党派利益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此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表现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一个只有枪杆子才有政治上发言权的社会,由于其缺乏足以影响中国政局的力量,特别是没有武装力量作为这一主张的后盾,所以上述代表历史潮流的舆论，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内争日渐尖锐而外侮愈益严重的局面。更大的悲剧还在于,即使如是的批评建议,也不为蒋介石所容。对自由派的舆论界他则采取了暗杀的手段,先是对《申报》“禁止邮递”,随后派特务杀害了史量才等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民众自发的救亡活动被压制了,蒋的安内攘外政策被国民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就中共当时的路线一方而言,也不惜以打击一切中间派别、视改良比反革命更危险。当日军的铁蹄踏入中国的华北,平津频频告危。中国民众性的爱国运动,仍然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在华北事件前后再度高涨。这是因为,如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所揭示的那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几次局部的抗战曾经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波澜,但反响更大的还是《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强刺激。消息传出,似乎华北马上会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使人们不由产生民族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
对于这两个协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自己也感到不大光彩。于是《何梅协定》没有采取双方签字的形式,而以日方提出备忘录,何应钦复函承诺的形式达成。同时,国民政府全面封锁了新闻,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否认有《何梅协定》的存在。与此前后,还有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指责为讽刺日本天皇而立遭判刑的奇闻。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根据《何梅协定》的默契,还颁布了一道《睦邻敦交令》,下令全国禁止任何抗日排日的宣传和团体活动。该令明确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30) 许多救国组织、救国刊物在日本人的要求下被取缔,大批抗日志士被捕入狱。这些使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禁使人联想起满清政府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行径。这在中国人民感情和心理上造成的重大刺激是不难想象的,也从另一角度将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这一时期的民众救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起点,形成席卷全国的救亡高潮。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参加人数几达百万,并得到各界的支持。二是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为起点,各地的各界救国会有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民众救亡活动进入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新阶段。三是此时的中共开始有所反省,接过了中间力量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来打击蒋介石。因而,上述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参与其中。
以平、津、沪三大城市为例,据王健民考证,当时北平的救亡团体有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会北平分会、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及其它类似团体十一个。天津则有天津学联会、天津爱国先锋团、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天津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三十个以上。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与救国联合会、上海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各中学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工人救国会等团体数十个。(31)
这一时期的民办抗日刊物,“全国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等等,而如邹韬奋主办之《大众生活》发行额达到十七万份以上。(32) 很多刊物在国民政府查封之后重新更名再办,救亡刊物已多到欲禁不止的地步。
这些团体组织的纲领和各种救亡刊物的政治诉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各项:一、要求国民政府“改弦更张”,修正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有的军事集团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二、实行全国总动员,集合全民族的力量一致抗日,收复失地。三、开放党禁,以政治方法解决党争。四、还人民自由民主的各种权利。其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总之,伴随国民政府的逐步退让,民间的救亡活动却越演越烈,从而形成巨大的潮流推动中国向抗日自救的道路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