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科学与救国
中国自古以天朝自居,即使曾有过几次异族入侵,也很快便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同化。但是,1840年后的情形不同了,入侵者不仅靠坚船利炮,同时也有相对更先进的文化。这一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为中国人所了解.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士大夫们仍抱着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去看待世界。清王朝在屡战屡败后，虽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更为先进,却仍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模仿其皮毛。一些开明的中国人也并未脱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境界。相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从容转轨和迅速起步,中国则表现出其深厚文化传统在向现代化转进中的巨大惰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觉醒,是在甲午战败之后。这一事件造成的震惊,从粱启超的一首《满江红》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味: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日本和中国在同样遭受外来侵略而却走上不同道路、导致不同结果的强烈对比,昔日的弹丸之国今日堂而皇之地成为东洋帝国并凌于中国之上的震撼,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另辟思路,救亡图存。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制维新以挽救中国命运的道路。但慈禧太后却为了腐朽的小朝廷的利益,扼杀了这次变革。改良的失败必然导致革命,无法挽救社会危亡的政府从此失去了人们对其最后的一点幻想,于是,辛亥革命为腐朽的清王朝在历史上划下了句号。但这次革命并没有解决救亡的问题,伴随着以民主科学为旗号的五四运动,一支新的救亡变奏曲又上演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从一场文化运动始,但很快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并从对“主义”的大论战演变为各种救国主张的实践。经过五四的启蒙之后,中国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觉醒,人们已不可能再容忍中国在半奴役状态下苟安,于是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成为国民革命的纲领之一。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新认识和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是对民主富强的追求和独立平等的渴望,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来再次探讨救国之路。
此后,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与此之前的反帝救国运动相比，则具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爱国者只会从四书五经中寻找济世之道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则经历了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思想的熏陶;如果说以前中国人的反侵略斗争带有盲目排外的愚昧,那么五四以后的救国运动则体现了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明确的理性意识;如果说以前的救国运动多表现为区域性的斗争和无组织的状态,那么五四以后则显示出全国一呼即应的配合和各种政党团体的领导;如果说以前政府还敢于割地赔款而公然违逆民心,那么五四以后迫于民众的兴起已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公开卖国求荣。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机器再次发动,就恰好与中国人民正在兴起的独立运动尖锐对立。尽管大革命时期的反帝运动无功而终,但它在广大中国人的心目中已植下了根,当人们发现独立的中国仍遥遥无期,甚至连苟安现状也不可得时,中国人民的反抗激情是可想而知的。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则似钱塘潮涌一般,一波胜似一波,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强暴面前的不屈。除了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处于不能不搏的境地之外,除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精神的爱国传统外,五四运动培养起来的独立意识、民主思想、自由精神为这潮涌般的反抗斗争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随着中国各界的觉醒,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结束了,民族内在的蕴力开始勃发,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取得的最终胜利即是对这新的民族精神的验证。
二、“九一八”的震撼
中国近代政治的特点之一,表现为一旦出现难以抒解的历史症结,往往以青年学生的运动为发轫和先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以集会游行的方式声讨日本侵略东三省,同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获知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后,各地青年学生极为愤慨,纷纷派代表前往首都南京请愿。9月28日,京沪学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遭到拒绝,便冲进外交部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表示了他们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极端不满。同年 11月间,日本特务在天津肇事,引起青年学生的义愤,天津学生代表南下请愿并得到全国的声援。11月26日,万余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迫于压力,欺骗学生说三日后将亲自率兵北上抗日。结果,这种欺骗激起学生们更大的愤慨。此时正值日寇侵犯锦州前夕,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一线的建议。消息传出,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示威反抗。12月5日,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南京示威时,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30多人受伤,100多人被捕。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