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界人民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全国各界人民亦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人，先后逃亡到北平。随后从东北逃出的各界人员和难民越来越多，9月27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500余人，聚集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群情激愤，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之责，该会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当天，选举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9人被选为常委。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救国会成立以后，即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派遣秘密出关工作的人员对各地群众和义勇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93页。]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
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收复失地。当时，人们的心情，正象后来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词那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催人泪下，使人悲愤。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中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参加各抗日队伍。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
北平各界人民30万人，于9月28日在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0条决议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早对日宣战;立即宣布退出国联;实行征兵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即行军事训练;要求全国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募捐;要求全国各人尺团体，一律用国货;号召海外侨胞一致团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会后分3路出发游行。
南京市各界人民10万多人，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场响起哀乐，哭声震天，会上讲演者挥泪激昂，提出：“南京市民众应走在最前线，杀到日本去。于是全场喊杀，杀，声闻数里”。[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42页。]
10月20日，赵欣伯卖国投敌就任伪沈阳市长后，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出于对汉奸的痛恨，直接发电报给赵欣伯，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南京新闻界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组成新闻界对日外交后援会。会后，通电国联和全国新闻界，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号召全国新闻界同胞一致奋起，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1932年2月4日，新闻记者联合会、江宁律师公会、中央研究院、世界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学社等南京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联合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希望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
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左联通过发表文告、论文、杂文以及小说、戏剧、诗歌、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使命，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左联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不仅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而且发专刊和开辟专栏，来揭露敌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左联作家还亲自参加了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的游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学讲演，有组织地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等。
上海妇女团体80余个2000余人召开大会，联合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要求一般无家室之累者审愿报名，参加训练，并从医科大学请来专家进行指导;组织妇女救护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代表人物吴木兰、王信芳、李志明、黎青等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抱牺牲的决心，舍身救国，3天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3部分，并开始征募训练。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及于学忠夫人、张学铭夫人朱洛筠、沈能毅夫人、鲍毓麟夫人、沈祖同夫人等2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并发表宣言：“所望中外人士，一致动员，发挥善念，赐予赞助。”[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12页。]
开封妇女组织困难共济会，均由各界知名人物的夫人发起并带头捐款资助义勇军抗日，与会者当时就捐款3000余元。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
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清真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
广大农民群众也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在抗日义勇军中，农民占了主要成分。以分散的乡村为依托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所以能在广阔的山区和平原迅速发展，是与广大农民在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对抗日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分不开的。南京的农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28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广泛发动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教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