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