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家危亡，民族危机，负有民族责任感的国内医药界广大爱国贤良，都表现出了“医药救国”的崇高理想与奋斗精神，踊跃而机智地投入到抗日斗争战线，成为当代中国医学文化的旗帜和精髓。
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广东中医药院校立即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组织义勇队声援抗日。
1936年，时任中国国医馆馆长的著名中医学家焦易堂，号召中医界在国家需要时要作实战场救护准备。他深望各地医学院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才，备国家之需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各地中医药界积极组织救护队，投身抗日斗争。在南京，中央国医馆立即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收容和救治前线伤员;在上海，成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在湖北，成立了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在江苏，对全省35岁以下的中医师进行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技术培训;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和“光汉中医专门学校”都分别开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培养战伤救护骨干。广州中医界还组织跌打科医生北上救护团，奔赴抗战前线救死扶伤。
在政治腐败、外强入侵、民族危亡之机，一批有进步思想的中国青年希望能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救国救民。
革命导师孙中山，年轻时前往香港学习西方医学，学业有成。在从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学医虽然能给人治病，却不能给国家治病，如果国家之病不除，腐败的清政府不推翻，国家就没有希望，人民就没有出路。因此他弃医从政，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文坛巨匠鲁迅、郭沫若，早年抱着强健国家体质的理想，赴日本学习医疗技术。但是，当在日本感受到一些中国人思想之麻木，思想之病更甚于身体之疾时，遂决心弃医从文。试图用文学来唤起国人觉醒。当然，更有众多医家未改初衷，用学到的医学知识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医药教育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办学办院，所培养的医药人才，多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目睹人民的苦难，上海嘉定年轻中医吕炳奎，毅然变卖了家产，用其家资购置了十余支流散在民间的枪械，于1938年初组织了300多人的外冈抗日游击队。外冈抗日游击队火烧日军飞机，伏击日军汽艇，在八字桥痛击日寇侵略军。吕炳奎率领的外冈抗日游击队英勇奋战的事迹，沉重打击了日军侵略者，强烈震撼了上海大地。抗战期间新四军采购的大批物资、从江南经上海去延安的干部，大多是由这支部队运送和护送的。海防大队后来发展成为华中海防纵队，是我军最早的海上武装力量，浙东根据地也是全国十九个解放区之一。他领导的苏北海防纵队，曾缴获了敌人一艘坦克登陆艇，成为解放军历史上拥有的第一艘现代舰艇。吕炳奎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留下了腿部的残疾。一位热血郎中，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愤起。安邦救国，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医学院校的广大师生和医院的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奔赴抗日的前方及后方，为伤病员救护。
北京协和医学院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站。救护站不仅进行战场救护，还办战伤教学学校和训练示范病房，培养医务人员。战争期间。林可胜组织的训练班培训了15000多名医疗技术人员，先后派遣100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5个战区设立分站和临时医院救治伤病员，极大阻止了战斗减员。林可胜为了解决前线医疗药品器材紧缺问题，还开办药品器械工厂，保障战场急需。在抗战期间，他领导的医疗救护总站被称为战时最大的医学中心。救护总站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为其募捐了大量现款和医药物品。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对救护总站的工作颇为赞许，主动承诺每月由“南洋华侨总会”捐助一万元给救护总站。
颜福庆、林可胜不仅把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传播到了我国，使之成为我国医学发展进步的主流，而且从一开始就给这一外来医学注入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浓厚的民族感情。可以说医学报国的理想，伟大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感情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西医的主流文化。
由于战争爆发，西药来源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界为了保障战场救护需要，积极改进中药制造，不仅保障了战场的需要，而且还对在战争环境下防治疟疾、霍乱、痢疾等传染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期间，天津中西大药房、医药货栈等处，建立内线联络点，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转运出市，送往各抗日根据地。京津地区甄汉臣、王药雨等医药界前贤，不顾个人安危，秘密穿梭于华北、西北地带，为中国抗日将士运送战地急需药品，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抗日和反法西斯正义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