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是民国政坛上一个特殊的风云人物。称其特殊，一是其身份特殊，是民国之父孙中山之哲嗣，为一般人所不能比拟;二是其政治角色特殊，孙中山逝世后，孙科在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从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国民党执行委员到外交特使，在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党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还有一个特殊就是孙科在国民党政治角逐中，其政治思想变化不定，时而是反蒋的领袖，时而拥蒋护蒋;时而坚决反共，时而又显露其民主倾向。其政治的多变性实令后人无法细究。本文拟就孙科对中国抗日战争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作一简略探讨。
一、主张坚决反击日本入侵，呼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1927年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因政见理念相异和为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孙科与蒋介石几度反目和合作，但总的来说，孙科基本上是追随蒋介石，成为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重要一员。但是在对待日本入侵中国这一问题上，孙科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坚决反击日本入侵中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最高层中力主抗日的最早声音之一。“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孙科就表示要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坚决的抵抗和反击，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孙哲生先生等二十余人请政府增兵，派飞机前往援助”①。孙科还斥责何应钦抵抗不力甘心亡国之举。1932年3月，孙科与程潜等22人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4月在上海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12月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呼吁集中民族力量抵抗外侮。1933年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孙科对此表示极为感动和兴奋，特地致函冯玉祥，感言“先生本卫国之热忱，兴师北塞，继续抵抗，以谋恢复失地。薄海听闻，咸为感奋”②。1932年4月22日孙科还致电国民政府林森主席，祈望中央坚决实现抵抗外侮之宣言。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背景下，孙科以其特殊身份公开反对卖国、主张抗战，其爱国思想可贵，对促使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和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因此毛泽东明确将孙科列为“九一八”后不甘屈服，反对投降的一类人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科在众多的场合发表著述和演说，表达其对抗日战争的性质、国际国内形势、前途等有关抗战问题的关注和认识，并极力号召国民团结一致抗日，坚持长久抗日战略，颂扬所有的抗日将士和抗日行为。如1937年12月，孙科发表《为何而战》，分析并驳斥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各种理由和借口，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中国民族求生存之战，是为维护国家的人格而战，是为人类的公道、国际的正义和世界的和平而战，是一个“义战”，一个“神圣战”④。1940年1月，孙科发表《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指出了中国抗战的双重重任，一是为自由独立而战，一是为世界和平而战，他认为只有中国抗战的胜利，才能实现远东的和平，只有实现了远东的和平才能达到世界的和平，阐明了抗日救国与维护亚洲安全及世界和平之意义。孙科对抗日战争性质、抗战形势、前途的言论和思想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信心和勇气。
孙科不仅主张坚决抗战，还认为抗日和建国相辅相成，必须同时进行。“抗战与建国，正是相辅相成，非努力抗战，不能求建国之成，非努力建国，也不能求抗战之胜”⑤。他说“抗战不是为了抗战而抗战，抗战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乃在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抗战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并进而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全部实现”⑥。抗战与建国要同时并进，“要使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从抗战中建立起来”⑦。正因认识到了抗战和建国的关系，孙科在国内始终关注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主张实现宪政，反对专制独裁，特别是抗战后期，孙科的民主倾向更为鲜明和突出。
孙科在主张抗日的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从联共，疑共、惧共到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主张国共合作抗日。1932年4月孙科就主张在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则下全国人民可以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30年代初期，孙科还以不同的方式保护了一批主张抗日民主的左翼分子。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也影响了孙科对共产党的态度。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孙科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紧急提议《恢复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要求结束内战，联合中共抗日。为了能联共抗日，孙科还和王宠惠、冯玉祥等人提议释放自1927年北伐以来所有的政治犯。抗战后期，孙科还从民主政治的观点和世界潮流的角度出发，反对武力解决中共问题，主张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中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防止统一战线的提前破裂。孙科肯定了中共对团结抗战的贡献，他认为，保持团结统一，实现民主宪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而“首先表示促成这个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一般人谈起统一，便联想到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对统一有很大的贡献的缘故”⑧。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反共”、“防共”心理，孙科提出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他说：“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首先要扫除反共的心理。我认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只能“以政治方法求解决”⑨。
二、四度入苏求援，力争抗战外部环境与条件
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孙科因其特殊身份和抗日的政治倾向，使其成为蒋介石政府进行对苏外交的重要人物。孙科不仅是最早主张联苏抗日的代表人物，而且数次奔赴苏联进行外交活动，为改善中苏关系，推动中苏复交，争取苏联军事援助，联苏抗日，立下显著功勋，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中苏两国关系几乎断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苏联虽然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对退入苏联境内的中国抗日武装给予一定的保护和救济，但是，苏联在外交上对“九一八”事变却保持中立。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苏联还对伪满洲国予以事实承认。加上“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寄希望于英美和国际联盟调停中日矛盾，外交重点不在对苏。因此，中苏关系陷入僵局，中苏两国关系对抗战极为不利。然而，当时众多有识人士意识到了中国必须从大局出发暂时搁置中苏分歧，联合苏联反对日本，因为日本入侵东北不仅损害了苏联在东北利益，也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孙科尽管不赞成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务实灵活的他也最早认识到了对苏复交的意义和必要性。1932年初，孙科就提议外交上应“联美”、“联俄”相结合，并提议把中苏复交列入四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继续呼吁恢复中苏外交，1932年4月在其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就明确指出“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均为我之与国，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⑩。
随着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的呼声，蒋介石也接受了孙科等的主张。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恢复邦交。1936年，为增进中苏友谊，配合国民政府改善中苏关系，民间成立旨在“研究宣扬中苏文化，促进两国国民友谊”的“中苏文化协会”，孙科出任该会会长。通过该协会的工作，孙科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被普遍视为“国民党内的亲苏派”(11)。在孙科的努力下，中苏关系出现了很好的局面。从1935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就合作抗日苏联军事援华等问题进行了秘密谈判。1937年3月孙科代表中国政府就军事援助问题和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谈判，苏联以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条件答应以军事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再次授权孙科和王宠惠到上海与苏联代表谈判，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就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果。
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为了尽快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立即派孙科以特使身份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等苏联高层领导，洽谈贷款军援等具体问题。1937年12月27日，孙科携带蒋介石致斯大林的信和宋庆龄致加里宁夫人的信搭乘飞机，绕道柏林、华沙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方面的隆重待遇，并和斯大林进行了友好会谈。凭借个人影响和外交技巧，孙科第一次访问苏联就成功签订了五千万美元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该款用于订购军火及机器，五年还本。
1938年上半年，日本增兵侵华，抗日战争形势不利，国民党意识到争取英国法国对华援助希望不大，为从苏联获得更大军援并希望苏联能直接参战，蒋介石又命令还在欧洲的孙科再返莫斯科，要他向苏联表示感谢并请苏联增加对华援助，同时和苏联交换国际问题看法，以协调两国行动。1938年5月16日，孙科从巴黎飞抵迪化，乘汽车入俄境阿拉摩图，再换乘火车到莫斯科。这次访苏，孙科会晤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并和斯大林进行了通宵达旦的会谈。尽管没有达到请苏联对日参战的目的，但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斯大林答应再次援助中国两亿美元贷款。孙科从捷克回国时还带回了数十箱新式机枪和追击炮等武器制造图纸，使国内能开始自制机枪，大大增强了中国抗日军队的武器装备。孙科在返国途中，险遭日军攻击刺杀，但由于日军情报失误，错击另一架飞机，而幸免于难(12)。
1939年4月10日，孙科又以特使身份前往莫斯科进行第三次访问。这次访问的任务是继续争取苏联的一亿五千万美元借款，并就两国签订一个苏联参战中苏互助公约进行谈判。这次谈判尽管不是很顺利，但经过一番努力，1939年6月，孙科和米高扬代表中苏政府签订了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借款条约。条约约定苏联以特种物品交付，折价计算，我国以矿产品及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十年还本。是月孙科还代表中国与苏谈判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
1939年7月孙科离苏赴法进行外交考察。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蒋介石害怕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为了尽快促使苏联能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对日参战，1939年8月，还在巴黎的孙科接到蒋介石命令，要他再去莫斯科，同苏联交换国际形势意见。孙科向苏联表达了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担心，尤其是担心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英日妥协，要求苏联注意远东集体安全。这次谈判双方对苏德条约具有不同的看法，苏联也没有再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援华行动，孙科奉命留在莫斯科一月有余继续进行外交活动待苏联政策确定。经过努力，9月，签订了《中苏航空合同》。10月，孙科前往英国法国等地继续从事外交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孙科四次入苏访问，充分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外交技能，对抗战初期促进中苏关系，获得苏联军事援助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孙科不仅积极进行对苏外交，他还多次前往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进行外交活动，亲历欧洲重大局势变化，尽管收效甚微，但对中国及时准确掌握国际局势，宣传中国抗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关注农村与民生，为战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及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开支，使得基础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国民政府同时面临着抗战救国与建设国家、恢复发展经济的紧迫任务。孙科对解决中国农村与经济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和价值的主张。
第一，关于如何救济农村与发展农村经济。孙科认为农村是立国的基础，国家复兴不能不从改进农民生活开始。他说：“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所以我国立国的基础，可以说在农民身上。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农民受内力外力的压迫，已陷破产之境，立国的基础既已动摇，所以整个的国家，竟入震荡的状态中”(13)。孙科对农村的现状表示极为担忧，担心如此下去，前途不堪设想。他认为，要解决农村危机，必须先谋解决农民的穷困。我国荒地尚多，可以逐渐开发以解决农民缺乏土地问题，但是开发荒地这一办法因急切难收实效，至于工具和技术方面，关系到农民的智力和财力，也非一蹴而就，惟有农民的负债，如果有适当的办法，予以普遍的救济，使农民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样，才能恢复最低限度的自给的生活。因此，孙科提议，要解决全国农民的穷困问题，应根据合作的原则，以政府的力量，统筹各种农民合作社，使农民得到普遍的救济。其具体办法：一是发行代价券。孙科主张以合作社的方式，由政府根据农民的耕地和劳力，发行代价券，做短期的救济，期满即行收回。二是政府与农民产销合作。为避免农民因农民急于出售低价售而受到损失，孙科设想政府在适当的地方设立完备的农仓，以便农民囤积，同样以政府的信用，用合作社的方式，统制的方法，节制销售，从而避免农民不必要的损失。三是政府与农民消费合作。孙科主张农民需要的日用必需品以及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农具等，也用政府的力量，以合作的方法，统一筹划。这样，既可免除商人的剥削，还可以给农民以农事技术上的帮助，同时减少农民的支出，培植农民的自养力。
第二，关于粮食国营。如何解决国家财政经济问题，孙科认为只有推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而粮食国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孙科充分认识到实行粮食国营的实际功用：一是平定粮价;二是粮食国营可以减少通货量，稳定物价;三是开发国家财源。其次，孙科提出了政府收粮的方法。即由政府下令农民不向地主直接交纳谷租，地主不得直接向农民收取谷租，农民将谷租交给国家收粮的机构;地主向国家索要谷租时，国家支付一半现金，另一半支付国家建国储蓄券，这样将原来在地主手里的粮食收购到国家手里;政府对现存的粮食可采取分期收购办法;收购农民的余粮为奖励农民耕作生产起见，给农民八九成的现金，一二成的储蓄券，或对佃农的余粮加价收买，全部付现。再次，孙科把粮食国营视为达到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他认为“假如政府将来能采用这个办法，把土地所生产的财富，一部分集中转移于国家，地主认为广置田产，实无利可图，就是有点利益，已由政府给他储蓄起来，必不会再投资去收买田地，国家可另发行一种土地债券，把它收买过来，重新支配”(14)。孙科还认为粮食公卖具有社会民生意义。第一，可以达到分配社会化。粮食未公卖以前，土地出息，一半以上归地主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处。现在将这项出息，转移到国家手里，由国家运用来发展生产，生产出息无穷，尽归全国人民共享，民生主义分配社会化的目的才可以达到。第二，可以减少农民负担。粮食公卖后农民的劳动成果，大部分不归到地主手里，而到国家由国家为全体国民利益运用，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大提高;同时，国家可采取少收谷租等减轻农民的负担，奖励农民的生产。
第三，关于发展国营企业。孙科认为要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就必须大力发达国营事业。他说：“民生主义除了消极方面，还有积极方面，就是不但要节制私人资本，并且要发达国家资本。”“现代国家之兴衰强弱，大半以国营事业之是否发展为转移。国营事业愈发展，国必富强;国营事业不发达，国必贫弱”(15)。他与其父孙中山一样认识到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经济危机、人民失业贫困等无法克服的弊端，认为“模仿英美，此实思想上之一大错误”(16)。他以美国1929年严重的失业问题为例，指出：“吾人必须实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以免资本主义之害”(17)。他还从中国边抗战边建设这一特殊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建设需要短时间内筹集巨额建设资金，若发展私人资本以谋建设，则需较长时间。只有仿效苏联，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大力发达国营事业，才能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为此，孙科不仅主张粮食国营，外贸也需国营，就连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米、衣料、盐、麻、丝甚至包括烟、酒都需国营。
孙科对抗战的经济问题的认识和提出的一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实情况和有一定的可行性，为国民党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维持持久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研究与前瞻战时战后世界关系，提出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抗战爆发后，孙科非常重视国际局势的研究，频频发表演说和文章，分析抗战的性质和形势，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1940年元旦，孙科发表《民国二十九年的新展望》，对抗战胜利满怀信心。5月，他发表《论欧战》，预见同盟国必胜，轴心国必败。9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呼吁反侵略的一切国家，捐除成见，密切合作，迅速建立一个国际反侵略者的世界战略。1943年春，在他主持下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集合了一批学者组成了一个战后世界研究会，专门研究战后世界建设问题。他说“两次世界大战盖痛定思痛，在最后胜利尚未来临之前，应及早为谋，对世界将来善后问题，详加研讨之必要。为战后重建和平最有价值之事”(18)。孙科对战时及战后世界关系和中国战后前途，特别是对如何收复东北与彻底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1943年7月，太平洋战争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盟军由战争守势转入了攻势阶段，日军受到盟军重创。为了尽快击溃日军，孙科提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战略设想，就是要美国集中优势兵力，以夏威夷为出发点向太平洋挺进，开辟一条海上通道，以打开中国的前门，由此可在一到二年内彻底解决日本。1943年11月，孙科还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的问题，认为苏联对日本的中立的立场是以条约来缓和日本进攻，争取准备时间，他从苏德中立条约的变化推断苏联不久就会加入盟军宣布对日作战。事实证明孙科的分析和预见是正确的。
对战后如何改造世界，重建和平，孙科未雨绸缪。从1943年起，陆续发表了《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中国与战后世界》、《改造世界的十大原则》等文章和《战后世界建设之研究》、《战后几个国内外问题》、《国际现势及战后国际问题》等演讲，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战后世界关系和中国前途的分析和看法，并对同盟国内一些人在这类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主张如“中国威胁论”、保留部分日本实力的“国际均势论”、阻碍中国收复台湾的“台湾国际共管论”等进行了批驳。孙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违反了合理与公平原则，以致战祸继续，此次大战善后必须接受教训，以免战争祸患不绝。针对美国有一教授主张战后东北四省，应划入苏联版图，由苏联统治，孙科批驳其实为荒谬，必种下将来战争之祸根，实为“危险思想”。此外，对有人在美国《幸福》杂志发文，主张在东南亚建立“印度尼西亚国”新国家，将泰国、马来西亚、帝汶岛划入该版图。孙科认为该主张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绝不可考虑。对有人提议建立一条由国际机构管理的横越太平洋的防御地带，把台湾作为联合国舰队要点而纳入国际统治之下的主张，孙科批驳了所谓的“共管论”，坚持中国必须收回台湾领土并驳斥了所谓的“中国危险论”。这是我国批判“共管论”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新华日报》在1943年1月1日予以全文转载(19)。在《改造世界的十大原则》中孙科具体提出了战后改造世界重建和平的十太原则。孙科还认为欲求实现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国际合作，国际经济合作是世界持久和平的根本，为此他提出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先决条件和原则等问题。
1944年11月，孙科在美国发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认为战后的中国既不能成为法西斯国家也不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是成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个多党民主国家。孙科的这一主张，反映了战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要求，也成为国共两党谈判的共同基础。
孙科还对东北的善后与重建问题做了探讨。对如何彻底清除日本殖民者在东北遗留下来的政治机构、敌伪组织、文化教育、公私财产等各种影响，作了细致的计划：第一，政治组织如行政机构，省、县地方机构之独立，司法方面重建地方各级法院。第二，教育文化体系的建立，以彻底祖国化为原则，完全肃清日伪10年来的奴化教育，恢复东北青年的民族意识。第三，迅速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培养东北人民的自治能力。第四，统一交通、铁路、邮电的接收和管理。尤其是东北的铁路要与关内的铁路联成一个交通运输体系。第五，工矿产业实行国有经营。第六，统一银行与币制。对所有敌伪银行予以没收;对敌伪发行的伪币，以所没收的敌伪公私财产为基金，换领法币，收兑伪币，使人民不致因失地收复而蒙受损失。第七，敌人撤退时，对于一切公私财产，必须由敌人负责保全，以待我方接收。如有盗运毁损，应由敌方赔偿。第八，敌人在东北境内的移民，除自愿诚心归化，取得我国国籍者外，必须尽数撤退，驱逐出境。对归化我国的敌侨民，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必须到我国学校接受教育。第九，实行对外贸易国营。从以上可以看出，孙科对战后东北的善后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考虑得比较细致和周全，其方法也是较现实可行的(20)。孙科还提出了战后新东北的经济建设的原则和措施。
对如何处置日本，清算日本帝国主义问题。早在1942年7月，孙科就预见日本必败，提出了与日本休战或议和的十二个条件。其中包括收复领土，解除日本武装，禁止日本组织军队，归还被掠夺之文物和财产，拆除日本国内工业生产机器并半数送交中国，禁止日本排华，日军退出朝鲜等等。1943年7月，孙科公开发表《彻底毁灭日本寇国》，提出要接受一战巴黎和会处置德国的教训，一定要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机构和解除日本的工业武装。他认为要摧毁日本的军事机构，第一要根本消灭日本的黩武主义教育，第二要消灭日本的军事干部，第三要解散日本的军事教育机关。如何解除日本的工业武装，他认为，一要摧毁日本的残余的军事工业、重工业和机械工业，其装备或销毁或输出国外赔偿他国损失;二要限制日本的轻工业，使日本失去复兴军事工业的基础。1943年10月，孙科还应美国报纸之请发表《消灭日本天皇》一文，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必须推倒日本天皇帝国，联合国家尤其中美两国必须建立管理与指导机构，帮助日本树立民主制度。孙科关于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为中国战后处置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建议。
总之，孙科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基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为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从抗日大局出发，不顾与蒋介石政治上的分歧，毅然承担对苏外交的重任，并为抗战争取到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和物质条件，展现其在政坛和外交上的实力和影响;在抗战后期，反对独裁主张宪政民主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他对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的关切和对国际局势的研究和前瞻，也为中国实现持久抗战和最终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尽管孙科在政治上的妥协性、多变性，以及其旨在维护国民党统治，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和客观上看，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基本上符合爱国、民主、自由的思想方向，顺应了世界的大潮。正因此，抗战时期中共将他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区别出来，而视之为国民党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
注释：
①《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5页。
②《孙科致冯玉祥函一件》，《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
③(22)左双文：《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的孙科评价浅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
④⑤⑥⑦(12)(18)(21)《孙哲生先生文集》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第280、308、311、385、35、487、468～469页。
⑧《中苏文化》，重庆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7月。
⑨《孙哲生先生文集》第3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第150页。
⑩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7日。
(11)高华：《孙科政治思想研究》，未刊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
(13)(14)(15)(16)(17)《孙科文集》第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638、653、654、655、662页。
(19)左双文：《抗战后期孙科关于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0)肖际唐：《试论抗战时期孙科关于经济问题之主张》，《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