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受“同文同种同教”宣传的影响，中国佛教信众对日本佛教有普遍的好感。抗战爆后，中国佛教徒对日本佛教纵容侵略、践踏佛教宗旨的行为非常不满，并与之展开了坚决斗争，两国佛教界的关系也因此降到了冰点。中国佛教信众对日本佛教徒的批判和斗争，既是中国佛教信众国民意识迅速觉醒的必然结果，也是佛教“慈悲救世”理念的体现和升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佛教信徒的抗战积极性。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日佛教; 批判; 斗争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钦明天皇 13 年( 552 年) ，即佛教传入中国 554 年后，通过朝鲜半岛又传入日本”。在随后的 1000 多年间，两国高僧互访频繁，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主要推动者和历史见证者。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忧外患的不断冲击下，中国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佛教也因此进入了末法时代，而日本佛教却在明治政府的干预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并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1873 年以后，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僧人开始打着“同文、同种、同教”的旗号，到中国内地扩张势力，他们在许多地方设立布道场，两国佛教界互动不断: 1904 － 1905 年间，在中国僧人的请求下，日本在华僧人介入浙江、广东、湖南、福建、江苏、江西、直隶等省的庙产兴学运动，出面阻止当地官绅对佛教寺产的征用，因此获得了中国僧人的普遍好感。1923 － 1925 年，中国佛教会积极参与关东大地震的善后救助工作，还发动全国僧众捐款铸建大梵钟，用于供奉地震遇难者的亡灵，并派专人护送到日本，也获得了日本佛教徒的普遍好感。1925 年 10 月，太虚大师率领由 26人组成的中华佛教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东亚和平大会，受到日本佛教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佛教徒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行为，在中国佛教界对其善意规劝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双方的斗争随之全面展开。
一、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徒的批判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中国佛教徒一致谴责日军的侵华行径，但同时又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只是少数军阀政客和野心家所为，“既非贵国政府之主张，又非贵国人民之公意”。因此，他们纷纷致电日本佛教信众，呼吁他们秉承慈悲为怀的佛教宗旨，制止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
中国佛教会常务主席圆瑛大师致日本各宗管长、布教师和各寺主席的公开信中，对“日本少数军权在握的野心家，竟以侵略之政策，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行为非常不解，他呼吁日本三千万佛教信徒“各出广长之舌相，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遵守国际之议案，即日撤退，免伤两国之邦交，免招各国之公愤，免坏东亚及与世界之和平，则贵国幸甚，人类幸甚，全世界幸甚矣”。太虚大师也断定九一八事变“盖日本少数贵族军阀政客之所为耳，不惟非日本全国民众之公意，而明达事理人士且多反对”，因此，向日本佛教信徒发出呼吁: “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动”。西安佛教信众愤怒谴责日本政府“出兵占据蹂躏辽吉，纷派军舰及陆战队威胁中国沿海及长江诸省”的侵略行为，呼吁日本三千余万之佛教徒众“为救世之大勇故，为恤邻之大仁故，为自拔之大智故，应联合起来表大慈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忠主犯中国之军阀财阀，迅速停止侵害中国之行动”。
对于中国佛教界的急切呼吁，日本佛教徒颇不以为然。1932 年 2 月 1 日，日本佛教联合会正式复函中国佛教会，将挑起战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中国人民的排日活动，不仅不阻止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反而要求中国佛教界劝说在上海抵抗的十九路军放下武器: “欲补救目前之危机，须先开导抗日团令停止其暴举，劝导不正之军队，令中止对日炮击，则我徒继之提倡休战，以引入直接交涉之局，冀尚有前途一线之光明。如不然，排日如旧，炮击如前，而欲讲和平。虽我佛出世亦无可奈何。”日本佛教联合会这种颠倒是非的态度和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使中国佛教信众非常气愤，他们愤怒地说: “此次日本对于中国的东三省和上海案件，世界上虽三尺童子，也都知道由日本一方面所造成，而且是以军阀为中心的”，而日本佛教徒，“若日本佛教联合会的佛教徒，也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只知为少数军阀的恶宣传而助长其气焰，而不知有全日本的民众; 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较之一般人道主义的学者，其相差的程度已不可以道里计算，怎么称他们为佛教徒呢? 我读他们‘虽我佛出世亦无可奈何’之句，真不胜为有千余年佛教历史的日本佛教国痛惜! ”尽管如此，文章还天真地认为，“这在日本佛教徒中想仍是少数，我愿和多数的日本佛教徒，群起纠正这种狂谬的思想和言论，以洗清我们佛教徒莫大的耻辱! ”《海潮音》也发表文章表达对日本佛教徒纵容侵略的不满: “世界公论，对此东北事件，均有公允之批评。……而身荷如来之使命，教化众生引人入圣之贵国佛教徒，未闻促醒政府改弦易辙之表示，殊欠佛徒感化之精神。夫佛教立场，完全建筑于平等互助之定义，违此定义，则佛教即根本动摇，不复为世人所信仰。贵国佛法昌明，教徒高尚，厕身军政大有其人。非吾国佛教徒侧重砥砺梵修，不干预政治者之可比。倘能根据教义，唤醒政府，幡然改途，立循正轨，化干戈为帛，进世界于大同，则贵国之佛教徒犹不愧如来忠实之弟子，可告无罪于世人。否则，阳标佛教立国之名，阴行修罗侵略之实，我光明纯洁之佛教，岂容强势暴力所强奸! ”太虚大师也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对日本佛教徒的不满。他指出，如果日本不“即日撤兵回国，淞沪则恢复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未开战前之原状，东北则恢复去年九月十七日未发动之原状”，“则中国对于日本民族之感情，未由好转”。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无论是佛教领袖还是一般信众，都认为日军侵华只是少数军阀政客所为，因此，他们希望中日两国佛教信徒共同制止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陷平津，毁淞沪，惨无人道地到处轰炸中国各大都市的文化机关，残杀非战斗的良民难民”。血淋淋的事实，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顽强抵抗，而日本佛教联合会却继续为日军辩护: “中国已赤化，普遍排斥日侨在中国的工商业，所以非派防不可。”?瑏瑠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徒的批判就更加严厉了。
《海潮音》在《为日本侵华事件告全世界佛教同志》一文里，愤怒指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民撕毁国际公约，破坏世界和平，在中国境内，蛮暴横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偷漏关税，制造毒品，种种非人道的行为，无人格的事情，日本军民，都能做得来。……从历史情结说，日本是负恩; 从世界和平说，日本是罪魁; 从文化上说，日本是文化的敌人; 从佛教说，日本是人类的修罗。从事帮助日本军人的日本佛教徒都不是释迦牟尼的弟子，而是释迦的叛徒。”《海潮音》在随后发表的《从日本的侵略说到佛教的耻辱》一文中，对日本佛教的批判就更加深刻了: “在世界的人士目光中，好像日本是个佛教的国家，其实，佛教思想，还没有支配全日本的国民思想，而且日本政治家的思想支配了佛教，歪曲了佛教，采取了一部分不健全的思想尽量地利用着，日本宗教的中心点是神道教，是崇拜民族英雄的宗教。”中国佛教会也为七七事变在《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里，正告那些一心充当侵华帮凶的日本佛教徒: “你们破坏了我们千余年来的谊，破坏了我们文化合作的关系，破坏了东亚的和平，破坏了世界的和平，在我们中间造成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片仇恨的大海。……你们应记住，四万万七千万的人民，四千余年的文化，绝不是他人武力侵略所能屈服的! ”《佛海灯月刊》在《呜呼!日本佛教》一文里毫不客气地指出: “日本向以佛教为国教……一切人民胥受佛化之薰陶，而此次全国动员，倾师来犯，以冀灭我中华，慈悲之旨，扫地无余矣，不能令人无疑其于佛教也。”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徒的批判和正告，深刻揭示了日本佛教的虚伪性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正义性，生动教育了广大佛教信众，唤醒了他们的国民意识，极大调动了他们投身抗战的积极性。
二、抗战时期两国佛教界的斗争
抗战时期，在日本侵华步伐不断加快、日军残暴本性迅速暴露、中国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等因素的刺激下，中国佛教信众的国民意识迅速觉醒，为了维护佛教的根本宗旨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中国佛教信众与日本佛教界歪曲事实、纵容侵略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 抵制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代表大会
1934 年 7 月，为了掩盖日本的侵华罪行和欺骗世界舆论，日本佛教会在东京召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代表大会。在竭力拉拢沦陷区佛教人士参与效果不大的情况下，日本僧人散布谣言，声称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将率代表出席会议。对于日本僧人的卑劣行为，太虚大师非常气愤，他发表《告日本佛教大众》通电，严正指出: “虽贵国佛徒或原出于好意，然初未与太虚商洽而有所承认，遽作此片面之宣传……此非与中日两国佛教，有百损而无一益者耶?”在这份通电里，太虚大师再次正告日本佛教徒: “若非还我东北，恢复我国疆土政治之完整，则中国对于日本民族之感情，未由好转”; 如果日本佛教界“诚能力促日本朝野，入于回复中日民族感情之正轨，则中日佛教自可共图发展。设枝枝节节，作空言无实之引诱，必致徒劳无功。尤冀对于太虚，勿再播无据之空气，以益深中日佛徒之障隔”。太虚大师的严正声明，挫败了日本僧人的无耻谣言，也深深教育了沦陷区的佛教徒。
2． 驳斥日本佛教徒的无理指责
华北事变以后，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热情迅速高涨。日本佛教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无端指责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抗日言论损害了中日佛教的友好关系。为了回击日本佛教界的无耻言论，1936 年 2 月，《海潮音》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佛教徒的态度》一文，对日本佛教徒的无端责难进行了坚决批驳。文章开门见山地说: “最近日本佛教同人，宣传中国佛教徒( 僧伽) 联合抗日之风，甚嚣尘上，称为‘中国佛教通’的藤井草□先生，并在中外佛教情报刊上，详细指说，对于本刊也多评论。此外各日文佛教报纸，盛传本社社长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领导全国僧伽作抗日运动云云。”针对日本佛教徒的无理责难，《海潮音》反驳说: “凡是日本人，都爱日本，所以日本佛教徒是爱国化了的。凡是中国人，当然爱中国，所以中国佛教徒，不论僧俗，都爱中国。因此日本佛教徒不能看见中国佛教徒的爱国表现，便污蔑为抗日运动，这是很明显的道理。”针对日本佛教徒闭口不谈侵华日军的暴行而虚伪倡导所谓中日亲善的奇谈怪论，文章郑重宣布: 如果“日本能搬走了华北驻屯军，取消了冀东察北绥东的怪组织，停止华北走私，再将东北伪满取消交还中国，恢复九一八以前的常态，如是，中国国民无一不亲爱日本，否则如割人之肉，折人之骨，尚欲强抱而亲之，乌乎可?”
3． 抵制日本僧人组织的东亚佛教会
日军侵占上海后，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日本佛教联合会决定打着和平、共荣的旗号，利用崇儒信佛名义，组织东亚佛教会，竭力拉拢沦陷区的佛教人士参加。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中国佛教界的著名领袖太虚大师和章嘉国师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号召各省佛教组织一致抵制日本僧人主导的东亚佛教会: “倭寇侵凌，国民沦陷，并传闻利用崇儒信佛名义，组织东亚佛教会，致函沪杭京平之佛教会理监事间有被迫参预者，而名义上代表全国佛教徒之中国佛教会，近亦陷入嫌疑之地，殊使全国佛教徒同受污辱。其实则太虚等播居重庆，章嘉等移住成都，固同随国府为抗倭而努力。今为绝狡计而正视听，特设‘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于重庆罗汉寺，惟冀中国佛教会历届理监事之散居各方者，及川黔滇粤闽赣苏皖鄂湘豫陕甘青等省佛教会，率各县佛教会，先由通讯一致联合，以进图增强后方各省佛教徒之组织，并宣布‘废止沦陷区在京沪之中国佛教会机构’，暂与京平沪杭等沦陷区内佛教会等断绝关系，免为牵累，实所至要。”
这个倡议得到了全国佛教徒的积极响应。释妙闰、释尘空、李子宽等 36 人联名发表声明，号召全国的佛教组织“自即日起，遵从太虚大师和章嘉国师通告，宣布脱离上海中国佛教会，另在国府所在地的重庆，成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发动全国僧尼，加强抗战力量，以洗雪佛教的仇耻”。同时，他们还无情揭露日军对中国佛教的犯罪行为: “上海大场佛寺的被毁，佛像斜卧在地下，丹徒海慧寺的全寺僧人数十人被屠杀，金山观音洞闭关的一百余岁老僧被害，扬州龙胜庵心中老尼的弟子，被迫欲奸污而当场投河自尽，仙女庙某尼师徒二人，因奸不从，而被缚投江……还有其他的，我们再也不忍向下想了! ”最后，他们严正警告那些有意参加东亚佛教会的中国僧人: “中佛会中的常委 × × 等多人，参加伪组织的东亚佛教会，公开活动，这不但不容于佛教，同是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份义正辞严的声明，有力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组织东亚佛教会的恶毒阴谋，极大促进了广大佛教徒的抗日热情。
4． 争取东南亚佛教徒支持中国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佛教徒为了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除了在沦陷区组织各种伪佛教组织以外，还“培训了数十个僧徒，穿著南方佛教———缅甸锡暹的黄布僧服，能说英语，或缅甸语、锡兰语、印度语、暹罗语，散布仰光、加尔各答、哥伦布等处，‘七七’以来，作‘中国赤化或耶教化，佛教已被灭，日本为保护佛教及东方文化向中国作神圣的战争，所以凡信佛的国民，都应与日本站在一条战线上以对付中国，并且中国是不消三月今年便可被日本征服的’宣传，起初缅锡暹都有一部分佛教徒受他麻醉”。为了粉碎日本的阴谋，争取东南亚佛教徒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下，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5 月，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对东南亚、南亚的缅甸、锡兰、印度、暹罗进行访问，所到之处，访问团成员虔诚朝拜佛教圣地，普遍拜访佛教袖，“藉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因此佛教愈得全国上下人士之信崇，随新中国之建成，必将有新佛教之兴立，堪以奉慰吾全世界真诚信仰佛教之大众，洎崇拜赞扬东方道德文化者之喁望”。中国佛教访问团的到访，受到了东南亚、南亚佛教领袖和佛教团体的热烈欢迎，日本佛教徒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在中国佛教访问团的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太虚大师又发表了《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自救救国民矣》。在这份通电里，太虚大师再次正告全日本佛教徒，“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以来中国的抵抗战，是死里求生，实出万不得已。而日本的侵略，则为完全不须要的被贪忿痴慢驱使的浪费行为，实同生里求死……若日本三千万佛教徒犹不能速唤其全日本国民，共同作完全撤退侵华日军之行动，仍听任疯狂军阀胡闹下去，则恶贯满盈的日子不久就到。不惟侵入中国的日军不久要完全覆灭，绝少生还希望，而日本繁盛都市被灭轰毁海陆空军之被消灭，全国发生大骚乱，原有的一切政治经济机关的大崩溃亦必次第实现。而日本的佛教徒及国民，亦将在玉石俱焚下同归惨灭”。这份义正辞严的通电，不仅是对中国佛教访问团长达五个月之久的东南亚之行效果的完美总结，而且也是对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关系的最后总结。
三、结 论
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态度的变化，是中国佛教信众国民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佛教不可避免地进入前所未有的末法时代，绝大部分僧人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为基本处世准则，对不断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熟视无睹。直到清末，迅猛发展的庙产兴学运动，才将他们从自我陶醉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在
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僧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是抵制庙产兴学。抗战爆发以后，在民族危亡、日军暴行和广大民众抗战热情不断高涨的刺激下，广大佛教信众的国民意识迅速觉醒，他们宣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尤其在国难日深的今日，共赴国难，救济国家，乃是中华民族人人应有的责任和天职。……我出家的僧伽，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当然与国民休戚相关，也应当和国民站在同一的最前线上。”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国民意识，广大佛教徒才积极投入全民抗日的洪流，并与甘当侵华帮凶的日本僧人作坚决斗争。
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态度的变化，也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教宗旨在全民抗战大潮中的具体体现和升华。佛教的慈悲救世思想起源于释迦牟尼创教弘法期，自汉代以来，在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佛教的慈悲救世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完善，成为历代高僧的基本行为准则。近代以来，在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佛教生存危机的刺激下，太虚大师积极倡导人间佛教，佛教的慈悲救世思想就逐渐与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了。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侵华日军无恶不作的刺激下，在全国人民奋勇抗战精神的鼓舞下，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领袖率领广大佛教信众，秉承佛教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宗旨，积极投身于全面抗战的伟大实践。而日本佛教徒则完全背离了佛教慈悲救世的宗旨，积极充当日本政府的侵华工具，他们制造谣言，组织汉奸佛教团体，竭力破坏中国佛教信众的抗日活动。在这种形势下，与日本佛教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成为中国佛教信众的必然选择。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态度的变化，既是佛教信众的国民意识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条件下迅速觉醒的反映，又是佛教“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根本宗旨在全民抗战大潮中的具体体现。它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佛教信众的抗日积极性，也有效地争取了界佛教信徒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进而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许效正，男，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原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因编辑所限，注释从略，详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