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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曾上了“暗杀大王”的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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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曾上了“暗杀大王”的黑名单

  张学良在保定辞别蒋介石后,心情灰暗。由于国内群情激奋,而老蒋再三相催,又答应在东北军善后问题上多加关照,张学良想再留北平已无可能。1933年3月,热河沦入暴日之手。张学良不得已通电全国,辞职下野,开始做出国准备。3月底,他悄然南下来到上海。张学良此行虽行踪极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单,而且险些吃了炸弹。经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有“暗杀公司”老板之称的刺杀高手、反蒋“英雄”王亚樵。

  王亚樵,又名王鼐、王九光,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作苦工,夜宿街头,因其为人慷慨好义、大胆任侠,又刚直倔强、嫉恶如仇,很快在同乡中有了声名,渐渐有了势力。他曾追随中山先生到过广东,协助韩恢反对李纯霸占上海,积极参加安徽人民的驱张(文生)运动,反对曹锟、吴佩孚贿选。1923年,王亚樵为推翻曹、吴,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暗杀了淞沪警察厅长、攻浙前敌总司令徐国梁,从此开始,王成为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沪宁、粤港等地的传奇人物。他广收徒弟,扩充实力,自立帮派,自成一体,长期从事暗杀活动,并以暗杀手段对付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由于王亚樵胆大心狠,杀场上屡有建树,而且此人党徒众多,行踪飘忽不定,别说一般人,就是蒋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当时最感头疼的“劲敌”正是此人。

 

  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

  王亚樵瞄上张学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变后,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北平之华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最高统帅,再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张挞伐,特别是马君武于“九·一八”后所作、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感进近作:哀沈阳》一诗,更加深了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满: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在这种情况下,代蒋受过的张学良成了生活荒唐的弃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电呈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而王亚樵秉性刚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内战逞凶、外战畏敌的中国将领。当马占山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之时,王曾出面负责筹募支援经费;“一·二八”事变后,19路军奋起抗日,王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集合3000人马,开赴太仓前线,配合19路军作战。后王统率救国决死军,派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轰炸“出云”号日本旗舰。对日寇深恶痛绝的王亚樵当时并不知张学良代蒋受过的内幕,因而把东北、热河丢失的罪责归到了张学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战而退。

 

  杜月笙,民国时代具有传奇色彩的青帮头目,上海滩三大亨之一。

  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上海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但张学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出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人尽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请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唯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期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于是,在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等人的规劝下,张学良下定决心,趁此机会,首先戒毒,然后立即出洋考察、休养,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张学良戒毒之心由来已久。热河之战后期,内外艰难的处境使他无烟几乎无以生活。身心枯槁憔悴,不但严重影响了他引兵征战,而且留给外界一个活脱脱东亚病夫的模样。联想到他的不抵抗政策,国人无不对他厌恶顿增。他毕竟才30岁出头,国难家仇待他去雪,痛苦委屈他要去消。他要戒毒,从头再来。不久,张学良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为其请得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名医米勒替张戒毒。

  戒毒生活开始后,痛苦折磨得张学良脱了形。几次烟瘾发作时,张学良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有几次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准备略作退让,延长戒毒期。但张学良狠下了心,他似乎把这几年来的痛苦、屈辱、仇恨都归结在毒瘾之上,发了誓要一次戒成。每次毒瘾将犯时,他便让副官谭海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铮亮的手枪“啪”地拍在身边桌上,吼道:“难受时谁要是帮忙,到时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打死谁活该。”

  男儿之耻莫过怯懦、屈辱,莫过杀父之仇不能报。张学良身为男儿,又是东北3000万父老的父母官,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苦痛。再说王亚樵一个月的期限并不长,到时即使王亚樵炸不死他,在中国再闹个满城风雨,张学良也丢不起这个人。

  内外压力,终于促使他一次戒毒成功。4月初,张学良病情已稳定下来,枯黄的脸上终于有了红润,这不但令张本人大感振奋,更令张学良身边的人欢呼雀跃。

  张学良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及卡尔佛医生,从上海登上了一艘意大利邮轮,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

  此时,王亚樵限定的一月期限即将结束。三年多后,当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时,不知王亚樵作何感想。如果三年前上海的一颗炸弹结束了张学良的生命,那中国全国抗日局面又不知要拖到何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另一个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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