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曾上了“暗杀大王”的黑名单
张学良在保定辞别蒋介石后，心情灰暗。由于国内群情激奋，而老蒋再三相催，又答应在东北军善后问题上多加关照，张学良想再留北平已无可能。1933年3月，热河沦入暴日之手。张学良不得已通电全国，辞职下野，开始做出国准备。3月底，他悄然南下来到上海。张学良此行虽行踪极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单，而且险些吃了炸弹。经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有“暗杀公司”老板之称的刺杀高手、反蒋“英雄”王亚樵。
王亚樵，又名王鼐、王九光，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作苦工，夜宿街头，因其为人慷慨好义、大胆任侠，又刚直倔强、嫉恶如仇，很快在同乡中有了声名，渐渐有了势力。他曾追随中山先生到过广东，协助韩恢反对李纯霸占上海，积极参加安徽人民的驱张(文生)运动，反对曹锟、吴佩孚贿选。1923年，王亚樵为推翻曹、吴，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暗杀了淞沪警察厅长、攻浙前敌总司令徐国梁，从此开始，王成为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沪宁、粤港等地的传奇人物。他广收徒弟，扩充实力，自立帮派，自成一体，长期从事暗杀活动，并以暗杀手段对付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由于王亚樵胆大心狠，杀场上屡有建树，而且此人党徒众多，行踪飘忽不定，别说一般人，就是蒋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当时最感头疼的“劲敌”正是此人。
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
王亚樵瞄上张学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变后，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北平之华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最高统帅，再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张挞伐，特别是马君武于“九·一八”后所作、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感进近作：哀沈阳》一诗，更加深了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满：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在这种情况下，代蒋受过的张学良成了生活荒唐的弃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电呈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而王亚樵秉性刚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内战逞凶、外战畏敌的中国将领。当马占山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之时，王曾出面负责筹募支援经费;“一·二八”事变后，19路军奋起抗日，王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集合3000人马，开赴太仓前线，配合19路军作战。后王统率救国决死军，派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轰炸“出云”号日本旗舰。对日寇深恶痛绝的王亚樵当时并不知张学良代蒋受过的内幕，因而把东北、热河丢失的罪责归到了张学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战而退。
杜月笙，民国时代具有传奇色彩的青帮头目，上海滩三大亨之一。
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上海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但张学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出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人尽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请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唯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期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于是，在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等人的规劝下，张学良下定决心，趁此机会，首先戒毒，然后立即出洋考察、休养，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张学良戒毒之心由来已久。热河之战后期，内外艰难的处境使他无烟几乎无以生活。身心枯槁憔悴，不但严重影响了他引兵征战，而且留给外界一个活脱脱东亚病夫的模样。联想到他的不抵抗政策，国人无不对他厌恶顿增。他毕竟才30岁出头，国难家仇待他去雪，痛苦委屈他要去消。他要戒毒，从头再来。不久，张学良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为其请得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名医米勒替张戒毒。
戒毒生活开始后，痛苦折磨得张学良脱了形。几次烟瘾发作时，张学良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有几次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准备略作退让，延长戒毒期。但张学良狠下了心，他似乎把这几年来的痛苦、屈辱、仇恨都归结在毒瘾之上，发了誓要一次戒成。每次毒瘾将犯时，他便让副官谭海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铮亮的手枪“啪”地拍在身边桌上，吼道：“难受时谁要是帮忙，到时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打死谁活该。”
男儿之耻莫过怯懦、屈辱，莫过杀父之仇不能报。张学良身为男儿，又是东北3000万父老的父母官，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苦痛。再说王亚樵一个月的期限并不长，到时即使王亚樵炸不死他，在中国再闹个满城风雨，张学良也丢不起这个人。
内外压力，终于促使他一次戒毒成功。4月初，张学良病情已稳定下来，枯黄的脸上终于有了红润，这不但令张本人大感振奋，更令张学良身边的人欢呼雀跃。
张学良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及卡尔佛医生，从上海登上了一艘意大利邮轮，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
此时，王亚樵限定的一月期限即将结束。三年多后，当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时，不知王亚樵作何感想。如果三年前上海的一颗炸弹结束了张学良的生命，那中国全国抗日局面又不知要拖到何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另一个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