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的日内瓦国联总部，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也进入了白热化。此时，中小国家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上，主张制裁日本，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颇为担心。
为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一些大国准备绥靖日本，牺牲中国。为此，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和副秘书长日本人松村制定了一个妥协案，准备回避迫使日本取消承认伪满洲国而国联回避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问题。作为回报，日本也要为国联保留些面子，默许国联笼统地对伪满洲国表示反对。国联围绕此问题的争执一时僵持不下，中日争端的解决一时陷入一片混沌。
这时，中国方面获悉这一阴谋，中国代表施肇基代表中国立即就此问题向国联提出抗议。19国委员会中非难杜拉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各国发表通告：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美国在大国中首先向日本表示了强硬态度，使以大国为中心的妥协案宣告流产，中、日国联之争有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中国一方。此后，国联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2月14日，国联修改了李顿报告书，通过了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和确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统治权的最新报告，日本被逼入外交绝境。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执行国联决议，从东北撤军;要么与国联彻底翻脸，退出国联，不承担国联义务。对于图谋中国已久的日本来说，第一条路是断不能考虑的。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退出国联，承认外交失败这唯一一条路了。
2月17日，日本内阁针对国联情势，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国联的撤兵报告案。在看到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后，索性撕掉伪装，迅速进攻热河。
仅仅三天后，日军便开始大举进攻热河，这也更刺激了国联，加速了日本外交的全面崩溃。24日，国联以42比1(反对1票为日本，弃权1票为泰国)通过了最后报告，谴责日本为侵略者，要求日本迅速从中国东北撤兵。国联日本代表团长杉冈不待会议结束，便铁青着脸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表情沉重地说道：“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
李顿报告公布之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日本于1933年3月27日决议退出国联。
说完，就率日本代表团步出大厅离去了。大厅里，一时被一种紧张、沉闷的气氛笼罩着，除中国代表面露喜色外，各国代表团似乎都沉浸在一种不可理解的思索中。一个月后，日本便完全退出了国联，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外交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更疯狂地投入到战争中，战火很快燃遍热河，逼向长城各口。南京国民政府并未从国联捞到任何实际便宜，相反却又被疯狂的日本人紧紧地缠住，开始了新的一轮军事、政治较量。
2月23日，日军倾尽关东军主力，以第6、第8师团，第10师团一部，混成第14旅团，骑兵第4旅团，关东军直属队及张海鹏伪军等共约十万人，兵分四路，向热河大举进攻。
当时担任热河防务的中国守军为张学良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年轻气盛、身居要职的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又无处申辩，委屈、苦闷可想而知。一年多来，他越发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那么死心塌地地执行老蒋的“不抵抗”命令。哪怕当初能给部下一个灵活的应对之策，东北三省也不致丢得那么快，东北军也不致受到这么大削弱，他本人也不致在国人心目中留下这么个恶名。越是痛苦，他对日本人恨之越深，收复东北之心就越切。眼下日本人又把战火引向华北，这不但威胁着他坐镇的热河，华北这最后一块地盘，也真正唤起了他对民族的忧患意识。此时如果再不抵抗，那就不再是身后有无退路的问题了，而是为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是万劫不复的罪臣。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准备走另一条路，拼死抵抗。
30出头的张学良被自己的选择激动得热血沸腾，全然不知自己正处在一种极端严峻甚至是险恶的形势中。虽然他身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表面上看统帅着华北的几十万大军，但真正能指挥调动的又有多少兵呢?当时华北地区的军队门出三类，一为他的东北军，二是山西的阎锡山集团，三为西北军的冯玉祥集团。可两年前的中原大战，正是他背后一刀，使阎、冯联军兵败中原。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即使对方忘记了，他张学良又怎能忘记呢?所以他能依靠的还是他的那点儿家底，东北军。可就是东北军他又能指望多少呢?汤玉霖等老辈军人常以父辈自居，对他三心二意，心怀不满不说，就是听他调遣，以东北军目前这种将帅无能、只知贪图享乐的腐败之气和陈旧的装备，训练乏术之状，要抵抗精锐的日军，他能有几分把握呢?况且他注射毒品已多年，尤其是这一年多来日益增大的毒瘾，已使他面黄肌瘦，病弱难支，看上去没一点30来岁青年的那种朝气和旺盛的精力，他已无法承受这即将到来的重压。这一切危机他虽有预感，但并未真正意识到其严重。2月3日，他说服阎锡山及东北军将领27人，联合通电全国，表示保卫热河，抗战到底的决心。晚上，他兴奋得彻夜难眠，在屋里踱来踱去，想到一个月前在南京面蒋，蒋亲口答应支持他抵抗的态度，他认为与日本人真正较量的时候到了。他要让中国人看看，他张学良究竟是孬种还是好汉。这时的他对蒋介石的伎俩浑然不知。他更不知一块更加巨大的阴影正逐渐向他罩来。
侵犯热河地区的日本侦察机。
日军炮兵部队向长城守军射击。
1933年2月23日，南进日军兵分四路杀向热河，直指关内。张学良原指望热河的东北守军起码能抵抗三个月至半年，但战事的发展却把他推进了绝望的深渊。随着日军向开鲁、朝阳、凌源的进攻，东北军乱作一团。开鲁守军崔兴武骑兵旅望风而降，朝阳守军董福亭旅不战而溃，只有凌源的万福麟部抵抗了一下，但架不住腹背受敌，也于3月2日退守喜峰口。热河省会承德门户洞开。这突然大变的战势使张学良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东北军竟如此的不中用，热河的防务竟如此的不堪一击。一阵急火攻心，他险些晕倒在地。
他始终无法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一年多来，他忍辱含愤，有苦难言，就盼着有一天能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的作为洗清像山一般沉重地压在他心头的冤名，让中国人看清他的真面目。如今这一天到了，他非但没能取谅于国人，反而败得更惨，败得更加无话可说。“九一八”不抵抗，多多少少还有些人能把他与中央的不抵抗政策挂在一起，那么今天还有什么话可说?他觉得面前只有一条路：拼了!必须全力反攻，绝不能让华北的门户热河失于敌手。抱定这个想法，他不顾一切地严令热河前线部队，不惜一切地发起反攻，恢复阵地。当退过喜峰口的万福麟几次三番要求撤回北平时，暴怒的张学良大吼道：“要你率部队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吓得万福麟一直没有再回北平。
其时，张学良已经败定了。东北军自退入关内后，早已失去了地头蛇的威风。而且派系复杂，将领腐化，导致了整个部队士气低落，纪律败坏。临时被任命守备热河的第2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虽是张学良的伯叔，对他倒没外心，但却是胆小怕事、庸庸碌碌的无能将领。而热河真正的土皇帝，是省主席兼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汤玉麟。此人是个私心极重，骄横跋扈的军棍。自1926年主事热河后，以其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长，次子汤佐辅为财政厅长，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不仅大肆扩编队伍，还以充军饷为名，中饱私囊，弄得热河民怨沸腾，人称“汤大虎”。“九一八”事变后，眼见热河不保，汤家三虎更是变本加利地搜刮地方，毫无战争准备。张学良情知汤玉麟不善，几度想撤换了他，但蒋介石也屡屡想安插中央派系的人去热河，几度犹豫终未下手，最后养虎成患。
闻知赤峰、凌源、建平等地失陷，张学良再电汤玉麟，要他整顿队伍，向日军反攻。平素一向就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的汤玉麟哪里还有心思反攻，丢开前线战事不管，奔回家中收拾个人资财，准备逃窜。2月底，汤玉麟命该部所有的汽车首先用于运载他的个人财产，随后带着其文武官员和家属向滦平逃去。车队浩浩荡荡驰出热河省会承德向西退去。
不放一枪丢失热河的汤玉麟。
原本就士气不高的前线守军闻讯乱作一团，哪还有心思再战，大骂道：“汤大虎忙着运他的家产，我们在这里拿命保着他，这是他妈的什么事?当官的都跑了，咱还给他卖什么命，咱也撤吧。”
这种情绪像瘟疫一般从上到下蔓延开来，热河守军一泻千里，不可遏制地向长城各口退去。
3月4日，攻打热河的关东军先头部队一小股骑兵闻知汤玉麟出逃，承德已是一座空城，立功心切，便不待援军到来，策马急进，当日以128人骑冲进承德，热河省会兵不血刃地落入日军之手。
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再次哗然，谴责南京政府军事、外交的呼声如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被国人骂得体无完肤。3月7日，张学良痛悔交加地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虽说发出了辞职电，可这不过是像以往一样做做表面文章，他并没真打算这时下台。这一仗仓促应战，仅13天就丢了热河，使他原打算在热河支撑三个月的计划化成了泡影。他心不甘，更不愿就此罢手。他要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为整肃军纪以振士气，他毫不犹豫地下令缉拿甚至连一个日本人也没看到就丢弃热河的汤玉麟。
发出辞职电的同时，张学良在北平阜成门顺承王府召见了独立第16师中校参谋吕正操，当面了解日军作战特点，研究战胜日军之策。这次热河之战，该部缪流旅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喇嘛洞阻击日军，杀敌几百名。这使张学良在黑暗中看到些希望。热河战败，虽然他再次受到国人责骂，但他看到了骂声中全国民众对他抗战的期待。只要人心不死，我张学良就有反攻日军、收复失地的一天。想到眼前整个抗战的形势，想到蒋介石信誓旦旦对他抗日的许诺，他甚至觉得全国抗日的一天已经来临，这时国耻私仇不报还待何时!悲观、痛苦一扫而光。他要重整旗鼓，甩开膀子与日军大干一番，所以他压根就没把辞职一事放在心上。
日军占领承德都统公署。
张学良在政治上毕竟还显得稚嫩一些。就在他期待着蒋介石增援他反击之时，他压根就没想到，蒋介石此时已在算计着这个全国唯一能与他在军事力量上相抗衡的年轻少帅了。
1933年初，正在南昌一心“剿共”的蒋介石早已看出日军攻占热河、进击华北已无可避免，但他绝不愿以中央军主力北上抗日，使他心中的“剿共”大业毁于一旦。于是，他把眼光投向了在华北掌握着几十万军队的张学良。
日军占领承德后设立的第八师团司令部。
1933年初，张学良收到了蒋由江西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草弹药，中到沪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
张学良读罢电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东北军高级将领说道：“我东北军忍辱含愤一年多，今天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这次我东北军一定要全力抗敌，收复失地，让国人看看我东北军绝不是孬种。”
沉醉在兴奋中的张学良这时还没有完全看透蒋介石，不可能洞察到蒋的险恶用心，只是急不可耐地要与日本人决个高下。而蒋介石此时已开始为这位少帅准备后事了，他知道以张学良现有的东北军与日军决战，则必败无疑。败了，就只有牺牲张学良去和局。为了防止火烧到他身上，他口头上答应调给张学良六个师，可那都是没影的事。这样做一则蒙了张学良，二来向全国民众也算有个交代，三则借口中央军抗日，诱两广军队北上江西“剿共”，真是一箭三雕。1932年他以第5军增援淞沪战场就尝到甜头，所以这次也很自然就想到这一招。
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可不是省油的灯，与蒋打交道十多年了，深知他言而无信，惯于挑弄别人互相厮杀，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很快就识破了他的这个卞庄刺虎的把戏，拒不派兵北上。而年轻气盛又极重义气的张学良，则对伸向他的这只魔爪浑然不知，甚至误以为蒋介石要立即全国动员进行抗日了。三年后，他在西安对外界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时说道：“日军进而入侵热河，威慑华北、平津，全国人民力主抗战，中央、上海工商界都有表示，热河誓师，中央军也有行动。我想时机大变，很是兴奋，寄予希望。”
但他的这种希望很快就化成了泡影。2月21日，日军开始大军进入热河，可张学良派往南京请领抗日“饷械”的特使荆有言空手回到北平。蒋答应的六个师中央军更是连影也没见到。直到3月6日，承德失守后，关麟征的第25师才抵密云。7日，黄杰的第2师抵通县，而第83师按计划还要晚半个月才能到，蒋本来答应的最低限度六个师还被打了对折。而张学良就是连这三个师用还没用上一用，他本人就被蒋介石挤掉了。
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抵武汉，随即转火车北上石家庄，财政部长宋子文随同前往。早已被蒋派往华北准备取代张学良的何应钦、黄绍竑、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等赶赴车站迎候。此前张学良曾来电拟到石家庄接蒋，但蒋实在不愿张学良这时出现，他要在张学良出现之前布置好一切，以便到时直接摊牌，遂回电曰：“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暂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
专车一到，何应钦、黄绍竑、徐永昌等人便上了蒋的专列。一阵寒暄、慰问之后，蒋便静静地听着何应钦、黄绍竑对这一阶段热河战事的情况报告。末了，蒋便把话题归到了此行的目的上。
“敬之(何应钦字)，季宽，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热河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现在汉卿已向中央提出辞职，以目前的情势看，日本人是不会止步的，对日本人还是要顶一顶的。中央现在抽不出兵力，华北防务还得靠现在这些部队，你们对汉卿的辞职有什么看法?谈一谈，谈一谈啊!”
黄绍竑与何应钦对视了一下，一切含义尽在不言中。不论何应钦还是黄绍竑，对蒋介石这时在想些什么，心里清清楚楚，黄绍竑不由的想起半月前蒋介石见他的情形。
2月下旬的一天，内政部长黄绍竑被蒋介石召去。蒋一开口，就令黄绍竑大吃一惊，原来蒋要黄绍竑赴北平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这使黄绍竑一时如坠入五里云中，弄不清又在哪儿得罪了蒋，以致于要让他这个堂堂的内政部长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沉默半晌，黄绍竑禁不住对蒋开口道：“我与汉卿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另行考虑吧。”
蒋介石立刻明白了黄绍竑的意思，开口道：“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还有敬之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仅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
黄绍竑心里又是一惊。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要以何应钦取张学良而代之。从蒋介石的为人来看，张学良下台是免不了的了。想到与何应钦关系尚可，尤其蒋介石答应他还兼内政部长，黄绍竑有些放宽了心，便答应了下来。
今天，见蒋介石征询对张学良下台的看法，黄绍竑与何应钦自然知其底牌。见何应钦对他使了个眼色，黄绍竑便极有把握地对蒋说道：“委座，汉卿辞职一事我们已有所闻。以目前形势看，如果汉卿继续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譬如山西阎锡山部、西北宋哲元部，以及商震、孙殿英军等部都会不服。由于今日中央军是不能多调来的，以后我们不就得指望这些部队继续抗战?退一步说，现在汉卿虽有意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军拼到底，但以他的精神体力看，他都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再败，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对于目前的东北军，刚从战场败回，元气未复。这时就是准许汉卿辞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黄绍竑顺着蒋介石的竿往上爬，说得蒋介石频频点头，立刻吩咐道：“给汉卿发电，请他南下保定。”
再说张学良，接到蒋介石要他静候的电报后，又听说蒋到保定曾先召见了阎锡山等人，便感到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仅隔一日，蒋的电报又至，约他前往保定见面。
8日夜12时，张学良轻车简从，仅率其私人顾问端纳，东北政界要员王卓然、汤国栋几人，在西便门登上了南下保定的专列。这时，他开始认真思索身边的一些事了。近日来，焦躁、愤怒的他满脑子都是日本人和那支不中用的部队，以至于他一直没能好好想想他的今后。今天。他像是突然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有了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车上，张学良毫无睡意，对王卓然说道：“此行与蒋先生约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问题，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人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
不待对方回答，他又急急地说道：“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发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在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
这时张学良看来对他的处境已有所察，所以出语惊人，弄得王卓然一时竟无话可说。然而越怕鬼越见鬼，张学良不幸而言中。
9日凌晨5时，车到保定。站内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车的影子。张学良急步走进站长室，要了石家庄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见张学良亲自打来电话，忙不迭地安慰了几句，接着说道：“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说。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
张学良扔下电话，呆立无言，半晌，才转身面色阴沉地回到车上。众人围了上来，端纳忙问：“T·V(宋子文英文简称)怎么说?他们怎么还不来?”
张学良愤愤地说道：“我的预料果然不差，T·V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人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
众人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只好劝张学良先上床休息，等宋子文来了再说。
张学良(右四)与宋子文(右三)在热河视察时合影。
上午10时，宋子文专列进了保定站。张学良心情焦虑地上了宋子文的专列。
车外，端纳、王卓然等人心情不安地等候着，二三十分钟后，张学良神情颓丧地下了车，众人急忙围上去。张学良叹了口气，有气无力地说道：“回车上再说吧。”
远处，宋子文匆匆奔赴站长室，操起了电话，向石家庄的蒋介石通报了会谈结果。
下午4时，随着嘹亮的接官号，蒋介石的专列缓缓地驰进保定。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列车刚刚停稳，张学良和宋子文便上了蒋的专车。由于先前已有宋子文通报，所以蒋介石满脸透着喜色，不待张学良开口，便像是怕张反悔似的说道：“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个人，以息国人之愤，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蒋的好言相慰，使张学良颇受感动，唯唯说道：“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委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可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绝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
蒋介石显然是在想着什么事，尽管嘴上说着“是的，是的”，但目光游离、涣散。见此景，张学良明白他不愿再多谈，遂告辞而出，回到了自己的专列。没几分钟，蒋又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了张学良的专车，像是回拜。但好言抚慰过后，张学良明白了蒋的意思。原来蒋对他还不放心，劝他次日即飞上海，以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要他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由宋子文妥为安排。张学良心里不住叹道：“唉，你蒋先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相信我呢?”
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与张学良是一生的好友。
十分钟后，张学良立于站台上，和蒋介石挥手告别。蒋连连说道：“汉卿，再见吧，再见吧。”
列车缓缓驰去，很快就消失在大地的尽头。张学良怅然若失，百感交集地站着……
当晚，张学良就在自己的专列上与宋子文就东北军善后问题磋商了数小时。由于张学良牺牲了自己，蒋介石倒也痛快，全权让宋子文办理。最后商定，将东北军编为四个军，分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并仍由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并答应提供东北军每月200万薪饷，这多少使张学良那颗痛苦的心得到些平复。
送走宋子文，张学良想到六年来的国难家仇不能伸张，如今又要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代蒋受过，而且这一恶名不知要背到哪一天，不觉悲苦从中来，伏在枕上号啕大哭。
1933年3月11日辞职后的张学良。
这一哭惊动了他的文武众人，端纳、王卓然等人急忙涌进来好言劝慰。端纳慌忙用英语说道：“Young marshal，be a man，brave and strong.(少帅，作为一个大丈夫，要勇敢而坚强。)”
王卓然进一步劝道：“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
正在众人紧张地劝慰他时，张学良忽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更使众人目瞪口呆。
“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张学良止住泪，平静地说道。
其实，他是在掩饰他的窘迫。三年后他在西安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时说道：“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当时我很兴奋。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假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列车上，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这虽是后话，但略一细想作为当时的一个军阀实力派，张学良丢了兵权，岂有不痛苦之理。
端纳与宋美龄，端纳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政坛上最为活跃的西方人，被称为“中国的端纳”。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顾问。
当夜，车到北平，张学良在王卓然的陪同下回顺承王府官邸。下车时，张学良仍是郁闷难解，言犹未尽，手扶车门对王卓然道：“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不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王卓然一时也心情黯淡，无言以对。张学良又接口道：“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
王卓然不敢怠慢，回到屋里便查了起来。不一会儿，一行小字便跃然纸上：“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王卓然拿起译好的这几句话，转身向外走去……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辞职。短短的一年多里，他两次受挫，与其说败给日本人，倒不如说败在蒋介石手下，正如他所说的，蛇比虎更狠。
4月10日，当张学良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准备赴欧洲“考察”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却在南昌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否则即予最严厉处罚。”
而此时，长城各口却弹雨纷飞，硝烟弥漫，中日两军正处在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恶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