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博士是和隋之珍、凤毛麟角。而且那时国内大学尚不能培养博士，因此博士均为国外留学归来。他们回国后本可轻易找到心仪的职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偏偏有一些海外归来的博士，主动放弃优越的条件，来到没有工资津贴、没有职称、发不了财也升不了官，吃小米、穿粗衣、住窑洞的延安，投身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陈康白、屈伯川、高士其、陈学昭、何穆就是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怎么到延安的
“誓与马列共生死”，这是1944年6月，陈康白随第359旅从延安赴江南开辟新的根据地，途中王震旅长专门给他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也真实地道出了陈康白以及屈伯川、高士其、陈学昭、何穆一生的崇高追求。
陈康白，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麻林桥乡，是第一个来延安的理工科博士、科学家。他父亲陈淡园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私塾教师。1916年，陈康白考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成为父亲的挚友、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1922年，陈康白远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化学专业学习。1925年夏季，陈康白进入厦门大学学习。1927年，学业优异的陈康白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33年，他的一篇化学论文发表在美国的一家权威学术刊物上，引起了192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教授阿道夫·温道斯的关注，并应邀前往该校化学研究院做研究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听到这个消息后，陈康白义愤填膺，谢绝了导师的再三挽留，当即决定回国。经过一个月的海上颠簸后，陈康白回到了湖南老家，见到了徐特立。徐特立对他讲：坚决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能够救民于水火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救国就要去延安参加革命。于是，1937年的冬天，陈康白来到延安。毛泽东见到这个小老乡、“洋博士”异常兴奋，激动地对他说：“我可以给你两万元，请你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可以干。”在延安，“两万元”绝对是一笔巨款。当时，一名中央委员的津贴只有5元。
屈伯川，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县。1928年春考入金陵大学预科，同年暑期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4年9月，一心揣着教育和科学救国理想的屈伯川远渡重洋，自费到德国留学，先后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学习。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身处异国的屈伯川忧心如焚，加快完成科学研究工作，写好了博士学位论文。1937年末，28岁的屈伯川顺利通过了考试答辩，获得了德国化学工程博士的学位。
1938年4月，满怀报国之志的屈伯川回到了祖国。1939年，他在重庆见到了正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告诉他，边区正在开展生产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人才，建议他去延安。当年10月，屈伯川来到延安。
高士其，1905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25年高士其从清华大学毕业，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192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一次病毒试验中，被严重感染，留下了无法治愈的脑炎病毒后遗症，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1930年回国，曾在南京中央医院任检验科主任，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他愤然辞职，来到上海。这时，他与艾思奇等共产党人与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从此，他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以全身瘫痪的病残之躯，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延安。
陈学昭，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盐官镇一个教师之家。1920年进南通女师预科就读，1922年转学到上海爱国女校文科。1923年发表处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曾参加浅草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同年夏她到北京大学旁听，这期间在京沪两地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散文。1927年5月，陈学昭赴法国留学，兼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也为《国闻周报》等10余家报刊写稿。1931年进入法国克莱蒙大学文科，1934年11月获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随丈夫何穆回国。
回国后看到的一切，使陈学昭感到十分失望和痛苦，她不肯依附国民党，拒绝了请她去中央大学执教的邀请。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学昭不甘心当亡国奴，辗转来到重庆，找到了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这时恰好《国讯》周刊约她写陕北通讯，借此机会，她以该刊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何穆一起来到延安。
何穆，1905年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县(今金山区)廊下镇的一个普通家庭。15岁时考入震旦大学附中学习法语，毕业后又入该校的医学预科学习。1926年7月，何穆委托母亲卖掉分家时自己所得的一份田产，筹款自费赴法国留学。1935年1月，他从图卢兹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随后便与妻子陈学昭一起回国。经中共地下党员李济安介绍，何穆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提出去延安的申请。办事处主任吴玉章当即写信推荐。何穆手提一架军用X线机，带着吴老的亲笔信，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38年8月来到延安。
中国共产党给边区带来的全新气象，让5位年轻的归国博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之中，并逐渐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高士其于1938年12月入党，毛泽东亲自写信表示祝贺。1939年2月，陈康白加入中国共产党，屈伯川于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7月，陈学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何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5位归国博士在革命的熔炉中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由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们在延安做了什么
“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是陈学昭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它不只是一个书名，也是5位归国博士的共同信念。他们来到延安就开始工作，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血肉相连、荣辱与共。
刚到延安，陈康白与高士其等科教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1939年4月，中共中央提议要举办一次陕甘宁边区大规模的工业展览会，任命陈康白为筹委会主任。展会开了十几天，参观者达数万，不断有观众要求延长展期。接着，他受命筹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带着一班人马克服重重困难，使得研究院如期成立。
陈康白与屈伯川还参与到自然科学院的筹建中来。1940年9月1日，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设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有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与地矿系。至此，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自然科学大学终于成立。陈康白与屈伯川四处物色人才，购买图书、仪器、设备和准备其他教学条件。他和师生动手克服困难，写教材、刻蜡纸、印讲义、制作实验用的仪器等。1943年4月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李鹏、叶选平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是国内主要盐产区之一，对外出口盐的收入占到了边区收入的近95%。当时，三边分区主要“靠天”采盐，1940年的夏秋却阴雨不断，不仅冲走了盐堆，盐池内的积水也无法蒸发，导致“盐荒”。8月，中央委派陈康白兼任三边盐业处处长，让他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边区“盐荒”问题。陈康白随即带领科研攻关队伍，日夜兼程奔赴地处毛乌素沙漠的三边盐池。经过科学分析，他们发现这里的盐是古代海洋枯竭后，在低洼地带沉积而成。在深入群众调研时，盐农提到的“海眼”引发了他的关注。通过勘测，陈康白找到了几处“海眼”，判断它是盐壳下水汽冲开沙子形成的“出气孔”。他组织人力把“海眼”挖成水井大小，修建了一批标准化盐田，经过晒制获得了高品质的精盐。此后，全新的打盐方法迅速在三边推广开来，边区盐产量提高了近10倍，极大地缓解了边区的财政困难。
1944年11月以后，陈康白离开了延安，参加了王震领导的南下支队。1981年7月31日，陈康白在北京逝世，完成了他“誓与马列共生死”的毕生追求。
屈伯川1941年5月被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42年初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任副局长。1944年初，我军在晋西北接收了一个火柴厂迁往延安，屈伯川作为建设厅代表主持建厂和开工生产。当时这个厂生产的“丰足火柴”和化工厂出产的“新华肥皂”、毛织厂出产的“卫华毛毯”成为延安的三个名牌产品，畅销国统区换回边区急需的各种物资。抗战胜利后，屈伯川带领科技人员从事军工试验，并把后半生献给了教育事业，直至1997年2月18日与世长辞。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因其全身瘫痪，组织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毛泽东把高士其树立为全党全军学习的榜样。每次开大会，工作人员将高士其背上主席台，坐在毛泽东身边。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前往香港治疗。1949年9月21日，高士其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孩子们亲切地称他为“高士其爷爷”。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因病逝世。
陈学昭来到延安之后，满怀激情地写成一组通讯，于1940年7月出版《延安访问记》。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时毛泽东招呼她坐在自己的身旁。她先在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工作与学习，后担任《解放日报》编辑。在天寒地冻的陕北农村窑洞里，在延安撤退时行军的间隙中，在用被褥叠成的“桌椅”上，写成了《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上卷。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在杭州逝世，终年85岁。陈学昭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一生为读者留下丰富的作品，在我国的新文学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
何穆来到延安之后，被安排到军委总卫生部下的边区医院工作。因何穆是治疗肺结核的专家，边区医院特地成立肺科，任命他为肺科主任。1939年受中央委托“筹备一个尽可能现代化的中央直属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医院终于在一座荒山上基本完成。11月7日，中央医院正式成立。
何穆因执行特殊任务到重庆，并于1941年12月回到延安，随即受命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使这位留学归来的医学家激动不已，他顾不上休息，带着新来的同志来到了自己曾流下辛勤汗水的中央医院。经过一年扩建，工作人员增加到350人，设置了内、外、妇、儿和传染等科以及药剂、化验、X线等室，病床达180张，基本满足需要。门诊、治疗、护理工作秩序井然，医护技术接近国内先进水平，成为当时延安最先进的一家综合医院。
为了专心致志地做好防病治病，何穆辞去了院长之职。1941年至1942年，由于延河水系污染，延安伤寒病流行。何穆带领医护人员克服物质缺乏的困难，提出“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视病人如亲人”的口号，千方百计为患者医治。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央医院伤寒病人的治愈率很高，死亡率低于国统区。1990年4月11日，何穆在北京逝世。
他们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什么
延安时期5位归国博士的人生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不断地走向胜利的法宝。延安时期，党制定了一系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政策，汇集了海内外一大批各个方面的精英人才，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和建设大军，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人才基础。奔赴延安的5位留学归国博士，不但受到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教诲和指引，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各级党的组织与领导，为发挥他们的作用，安排照顾他们的工作生活，促进他们的思想进步，无微不至地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树立了“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典范。
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必由之路。爱国奋斗是我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核心和鲜明底色。奔赴延安的5位留学归国博士，毅然抛弃个人唾手可得的一切优厚待遇，坚定地奔向了延安，其动力就是与国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实现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在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他们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成为革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作者曾鹿平系西安翻译学院马列学院首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