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图书馆事业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整个历程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但成就显著、作用突出，实现了我们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单一到全面的革命性突破。图书馆作为藏书读书的重要阵地，为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理论研究和思想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确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指导思想
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党领导下为人民大众的斗争，需要通过遍布各地的图书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斗争策略，以此来增强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力和群众对党的向心力。这决定了中央苏区的图书馆建设必须为革命斗争服务。
为了使图书馆建设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扩大图书馆在服务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中央苏区时期的权威刊物和相关文件多次进行广泛宣传和具体部署。如第34期《红色中华》发布启事：“图书馆为着充分给革命的工作者需要和给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因此，在以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龙头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内，广泛陈列了《共产党宣言》《才溪乡调查》《战术学讲义》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实用性军事图书，这些书籍为广大革命群众开展斗争、提高本领提供了理论和知识上的有力帮助。1933年7月通过的《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议》要求：“普遍的建立俱乐部，列宁小学，识字班，列宁室，书报阅览所，墙报等等，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一部署的推进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意识。以才溪乡为例，到1934年1月，除儿童外，全乡6400余人能识100字以上的约有30%，能检查普通路票的妇女占30%，能自行阅读《斗争》的约有8%，能看《红色中华》并会写简单字条的约有6%。可见，中央苏区时期的图书馆建设在传播党的方针路线、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政治觉悟、加强红色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服务了革命斗争的需要。
制定执行严密有效的管理制度
图书馆是公共机构，严密的管理制度是其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着眼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情况和革命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图书馆管理制度方面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有益探索。
图书馆制度建设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日趋严密。一方面，以制度化的方式在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中明确图书馆的管理部门。如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3年4月颁布了《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规定在省、县、区各级教育部门都要设置社会教育科专门负责管理俱乐部、书报阅览室、图书室等阅读场所。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的《俱乐部纲要》以教育法规的形式对俱乐部(图书馆)的自身性质、机构设置、人员组成、经费来源、工作日程、组织形式、职责任务等作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在图书馆具体运行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细化的制度安排。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的制度设计最为科学完整，在书籍编目登记、开放时间、借阅规则、损坏赔偿等方面都作出了切实可行的规定。如为兼顾一些人因白天忙于工作无暇阅读，中央图书馆特地将闭馆时间延迟到晚上11点。夜幕降临时分，前来阅读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他们或团坐在图书馆内，或围坐在图书馆门外，在昏暗的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读书，使学习之风越吹越盛。一些基层的图书馆(室)，也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如1929年12月，共青团闽西特委对“书报社”的管理进行了明确强调：“来书借书都要登记”“书籍要编号数”。类似这样的规定虽然简单，但切实可行，确保了各项图书活动有章可循。
建立完善组织架构
中央苏区时期的图书馆建设从起初就着眼苏区现实革命需要，打破图书馆模式和职能的单一化，着力设置并建设贴近现实、运行灵活、效果突出的特色图书馆组织体系。
从组织架构上看，中央苏区时期形成了以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核心，以图书馆(室)、俱乐部、阅览(书)室、墙报所、展览室、列宁室等统一发挥图书馆作用的各类文化宣传阵地为支撑的图书馆组织体系。当时，中央苏区各级各地都要求建立各种类型的图书馆。1933年12月6日，永新县苏六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建设决议案》在规定以后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中指出：“做到一乡建立一个俱乐部，一个识字委员会，一个图书阅报所，每村建立一个夜校，一个识字分会，一个农村墙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4年仅在江西、福建、广东3省苏区的乡村中就建立了1656个俱乐部和列宁室。这些名称不一而又集中发挥图书馆功能的各类机构共同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独具特色的图书馆组织体系，激发和保障了广大群众的阅读热情。《青年实话》曾于1933年刊登过一段唱词，还原了列宁室里兴致盎然的读书场景：你看《红色中华》/我看《青年实话》/他跑来笑哈哈/“列宁室”真正好呀/来，我问你/不管他是军事还是政治/你答得有道理/我奖给你一朵花。别具一格的图书馆组织形式增加了广大干部群众、红军官兵阅读和学习的渠道，中央苏区的革命氛围空前高涨。
发挥群众力量
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使中央苏区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巨大困难。正因为如此，党和苏维埃各级政府迫切需要革命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参与。
中央苏区时期的图书馆建设践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有力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图书馆建设初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深刻认识到群众力量的宝贵作用。1932年秋通过的《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中指出，部分地区“俱乐部的读书、识字、读报、研究等工作，没有切实建立起来，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俱乐部工作”。此后，在苏维埃政府大力动员下，群众广泛参与其中，有效促进了中央苏区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如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初为充分搜罗民间珍籍，在《红色中华》刊登了征书启事，明确提出向“诸位同志及革命团体”广泛征求赠书。不到2个月，红军各部队、苏区各部门和干部群众就捐赠了《粮秣经理教程》《小学法规诠释》《战术原则之应用》等各种书籍2万余册，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可见，正是由于汇聚起群众的磅礴力量，中央苏区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才能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