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中，留日学生居多，占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不堪忍受国土被侵略的耻辱，开始有组织地归国，并积极开展各项爱国运动，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在社会各界产生一定影响。
1931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局呈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留日归国学生登记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群情激愤 组织回国
中国人赴日留学，始于甲午战败之后，1905年至1906年间达到顶峰，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七八千人。随着中日关系的起伏，中国留日学生数量时增时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有3000余人。早期留日学生大多抱着救国的目的，他们关心国家命运，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其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留日学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日学生同样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组织了不少留学生社团，如中华留日学生会等。这些社团将散布在日本各校的学生联系起来，从事各项社会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愤慨至极。中华留日学生会立刻发表《告各界侨胞书》，揭露日本侵华阴谋，“唤醒全国的民众努力去奋斗，马上对日经济绝交，对日宣战”。
1931年9月22日，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户山学校等校的留日学生拒绝上课，东京工业大学的留日学生同学会决定集体回国。24日，日本各校的留日学生代表秘密商量回国事宜，同时还有不少留日学生到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要求准予回国。26日，各校留日学生代表30余人在东京开会，组建留日同学抗日救国委员会，当场议决：“全体到公使馆请愿要求日政府即日撤兵、归还我领土赔偿损失，并质问煽动满蒙独立之阴谋，提出严重抗议。除先行回国同学已参加抗日运动外，同时议决全体退学回国，实行抗日工作，不日起程。”3天后，400多名官费留日学生齐集中国驻日公使馆，向驻日公使请愿，“因不堪日人侮辱，全体均请回国”，要求发给回国川资。
随着日军侵占东北愈演愈烈，中华留日学生会又发表《为东北事件告全体留日同学书》，号召：“现在，我们只有全体回国到工厂中、农村中、军队中积极的宣传去——组织去——训练去——一方面准备力量同帝国主义作最后的火拼，一方面团结力量监督政府、推动政府，使它实现了我们大多数群众的要求——驱逐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势力。”
国民政府对留日学生强烈的回国要求并不积极，只是一味地安抚，希望他们“自尊自重，安心向学”，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电令留日学生继续求学，勿遽回国”。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也多次通告，要求他们听从政府指令。
国民政府各机构的安抚并不能阻挡留日学生归国的迫切心情。从1931年9月底开始，便不断有留日学生组团乘船回到中国。10月1日，156名留日学生乘“原田丸”抵达山东青岛，然后返回各自家乡。10日，留日学生“到沪已有数百人”。
上海很快成为留日归国学生的活动基地，他们一方面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另一方面为尚未归国的同学筹集川资。之后，留日学生源源不断从日抵沪，“昨日(17日)又有留日学生五十人自日本搭乘上海丸归国，业于昨日下午四时抵埠。中华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上海分会闻讯，派代表至码头欢迎并照料一切”;“昨日(19日)下午日商邮船会社长崎丸，有留日学生二百余人到沪。该代表团(留日学生代表团)问讯即赶赴码头欢迎，并招待登记”。
据中华留日学生会统计，至1931年11月初，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海分会登记者有200余人，在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局登记者有120余人，未登记者1700余人，共计回国者总数约2000人。而到11月底，据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调查，在日学生还剩600多人。这600多人中一部分为日本帝国大学学生，其余则是家乡被日军侵占、无家可归的东北学生。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战火烧到了上海，国民政府不再劝令学生留在日本。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发出通告，对欲回国者每人发给回国川资24日元，发给在学证明书并缴回留日学生证，“不返国者听其自由，但以后不负责任”。从1932年2月4日至24日，由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发给归国旅费的学生共计698名，其中退还旅费而暂不回国者仅51名。
奔走呼号 宣传抗日
留日学生归国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留日学生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及对留日学生监视、压迫的愤慨。此外，中华留日学生会的号召和组织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1931年10月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局呈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留日归国学生登记表》120余份，表格内容包括归国学生的姓名、年龄、籍贯、在日学校科别年级、国内学历、回国后志愿、归国日期等。其中，约半数学生在“回国后志愿”一栏中写下“于中华留日学生会指导下参加抗日工作”或类似字样，可见留日归国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
留日学生归国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在各种场合讲述回国经历及日本国情，如1931年10月5日，上海各界人士举办招待会，邀请马格、游乐群等30余名留日归国学生参加。在招待会上，他们向大家“报告日本侵占满蒙之经过，以及日本国内情形与民众之态度如何，以为抗日之参考”。留日归国学生认为日本早有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万宝山事件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试探，并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国民众欢腾若狂，在日比谷公园开映占据沈阳情形以示庆祝，至二十日各报馆连出号外八次，报告占据东省各地消息”。
留日归国学生还通过创办各种刊物及发表文章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中华留日学生总会及上海分会迁沪后，创办了《暴露》周刊。1931年11月12日，《暴露》创刊号出版，刊发了《国际联盟与和平会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分析》《中国民众走向那里去》等文章，“内容颇精警”。留日同学抗日救国会则创办了《御侮周报》，“以从事调查研究之工作，俾国人了然日本之国情”，刊有《日俄陆军军备调查》《现在日本驻华军舰调查》《日本名人对东案的意见》《东北富源及日本经济侵略之概观》等，介绍、分析日本的情况。除此之外，还刊发了《南京政府用外交手段解决东案的考察》《抗日救国之根本大计》《我国对日经济绝交足以制日本之死命》等有关对日方略的思考。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留日归国学生或转入国内大学、欧美高校，或留在国内继续抗日。在短短数月中，他们的爱国热忱和抗日救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留日归国学生在各地的奔走呼号对激发国内民众的抗日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9月20日 总第3428期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