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迁黔工业中，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武汉、桂林、广州失守以前迁黔的，主要有民营化学工业社、中国煤气机厂和遵义锰厂，影响较小。二是1938年12月武汉、广州等地沦陷后，大批工厂西迁，主要有西南印刷厂、德兴机器厂、一中烟厂等近百家。这部分以民营工厂居多，构成了整个迁黔工业的主体。三是从海外迁来的，企业虽不多，但影响甚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士气。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滇缅公路运输受阻，汽车轮胎不易输入，严重影响大后方的交通运输。著名缅甸爱国华侨庄怡生将他的工厂移到贵阳，取名为“贵阳中南橡胶厂”，以翻造汽车轮胎为主，缓解了当时大西南汽车配件奇缺的境况。
短短的几年内，是什么原因促使一百多家工厂迁到贵州?贵阳历史经济学家分析认为，这是为适应战时建立战略大后方的需要，以长期抵御日本侵华。同时，抗战前贵州工业稀少，基础薄弱，与地方民营企业竞争不大。加上战争爆发后人口骤增、市场广阔，处于安全有保障的大后方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民族工业入黔。
短短的七年，成为解放前贵州工业建设史上的“极盛时期”。大批迁黔工业主要以轻工、化工为主，有官办和民营两种，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虽然比例小，但资本雄厚、设备先进。这些企业给贵州工业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熟练的工人，还有数以百计的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几乎全是手工业的状况，加快了贵州工业建设的步伐。特别是大部分迁黔厂集中于贵阳市，对我市工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迁黔工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然受到一定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在不稳定、脆弱和暂时性。1945年秋抗战结束，大量的资金和人员又如退潮般地涌出了贵州。特别是贵州原有民营工业，最终仍未逃脱迅速膨胀的官僚资本势力的吞噬。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工业是没有出路的。
本报记者 刘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