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王蕴瑞说过一句话：“在冀南平原抗日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1942年4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南开始了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以及四分区、新4旅机关部队遭到了敌人的重重合围，虽然最终破围而出，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等上千名抗日军民，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在冀南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一
1942年4月下旬，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等20多个机关和部队，转移到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西南兀兰屯附近，因该地区距郑家口据点太近，容易暴露目标，故于28日晚又转移到山东武城县武官寨地区(今属河北故城)。具体部署是：军区机关驻傅官屯及其附近;区党委和行署机关驻大言村、军王庙一带;新7旅旅直驻饶阳店以北的李官屯、前后土营、北仁庄一带;第19团驻长林;第21团主力驻油故村，一部驻段芦头、黄金庄地区;军区特务团随军区机关驻防;军区骑兵团驻曾官屯及其附近。各部队均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军区政委宋任穷正在太行区参加会议，尚未返回冀南，陈再道司令员和王宏坤副司令员都到分区视察工作、指挥对敌斗争去了，也不在军区机关，军区机关只有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坐镇。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日军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儿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敌人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日寇“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事实上，在敌后战场这个极其残酷的环境里，没有强有力的情报工作，八路军将无法生存)，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然而这一次，敌人的大“扫荡”来得是那样的突然，那样的凶狠，完全出乎我方预料。有一种说法称，我军在故城县南部休整的消息，不慎被武城县大特务大汉奸吴寄朴获悉，吴亲自跑到德州向日军队长松岛告密，驻德日军又连夜向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报告，从而引发了这次大“扫荡”。
然而，据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披露，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其实早有准备，它是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肃正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月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就召开过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会上传达部署了《一九四二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制定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根据这一《纲要》，决定从4月末开始，由日军第十二军等部在冀南地区执行“第十二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彻底消灭冀南抗日力量，配合5月初开始的对华北其他地区的大“扫荡”。
此次作战，日军共计投入15个步兵大队和部分特种兵(炮、工、辎重兵)部队，共计1万余人，加上伪军，共达3万余人，由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到临清指挥。
日军吸取了以往历次“扫荡”失败的教训，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把以往的“分进合击”战法改为“铁壁合围”，决定利用平原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在远离我根据地的地方秘密集结兵力，在行动发起前夕突然实施远距离快速运动，在一夜之间即进抵层层封锁线与预定合围的位置，令八路军插翅难飞，从而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另外，日军深知八路军情报工作的厉害，因此对这一次大“扫荡”不但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命令一概限用口头传达，不准见诸文字和电报，而且还极力以假计划、假命令等手段来欺骗八路军。
4月28日夜间，敌人开始秘密出动，向八路军驻地逼近。29日凌晨，随着土桥司令官一声令下，各路敌人按预定路线和合围目标，一起向我根据地军民扑来。根据事前搜集到的情报，此次大“扫荡”，日军要制造两个合围圈：第一个是以武城北武官寨、十二里庄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重点合围冀南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7旅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学校等;第二个是以邱县东目寨、临西县摇鞍镇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重点合围第四军分区和新4旅以及四地委、四专署等地方党政机关。
二
29日凌晨1时许，军区司令部情报科副科长程诚向军区领导报告：第19团发现大营附近的日伪军夜间集合，情况异常。
但对于这一情况，军区首长并没有引起注意，认为不过是敌人要进行一般性“扫荡”。又因为机关刚刚移到新驻地，就没有马上再转移。
29日拂晓，第19团又向军区报告：枣强、王均、大营出动了大批敌人。由王均向南推进之敌，于饶阳店以北地区与第19团展开激战。该团转到饶阳店附近时，又发现大营亦有一股敌人正向饶阳店方向推进。
7时，驻在油故村的我21团，也与由大营出动之敌之一部发生交火，该团发现之后，以1个连阻击敌人，主力向西转移，当他们进至沙窝村时，又与由垂杨、大高村出动之敌遭遇，于是，该团又折向东南转移。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信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7旅旅部、19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5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有关这次突围战斗的文章都没提到新7旅的旅长、政委和旅机关以及直属队?另外，四地委、四专署、第六军分区的直属单位和武装，以及鲁西大队，也经常在武城一带活动，为什么在所有的文章中，也都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19团上报敌情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从饶阳店附近向西穿插。这时敌人还没有完成合围，各路出动的敌人间隔还比较大，所以第19团从大营和枣强出动的两股敌人之间，顺利地穿插过去，跳出了合围圈。
新7旅骑兵连从饶阳店北侧向西转移到盛树林附近，与大营出动的一股敌人遭遇。他们边打边向北撤，过了清凉江，甩掉了敌人，转移到陡河、谭家村一带。
驻在兀兰屯地区的骑兵团，也发现由郑家口出动之敌分两路向西南压来，曾玉良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而况玉纯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1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政委和参谋长带3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第19、21团和骑兵连与敌交火的枪声，使各路出动之敌加快了合围速度。这时，军区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西、北两个方向都有敌人，北面的敌人更多，郑家口方向已发现敌人的坦克和摩托车。据此情况，军区首长一面组织进一步侦察，一面组织指挥骑兵团、特务团和党政机关向南转移，在十二里庄一带靠拢，集中兵力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突围。
上午10时左右，机关部队汇集到十二里庄一带。
因是春季，附近高杆植物还没长起来。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人数估计不下三四千人。掩护这一大批男女老少的只有军区特务团。这个团是由7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派出去的侦察员都回来了，所有方向上都有敌人，形势异常严峻!此时，军区首长才察觉到敌人搞的是“铁壁合围”，而且包围圈已经构成。据侦察得来的情报，武城出动之敌早已占据巩庄、宋庄、商庄等地，等待堵击我军，大营、枣强、王均、郑家口之敌由北向南迅猛扑来;南宫、垂杨出动之敌已抵清凉江附近;由清河及谢芦集出动之敌已进抵行杖、庙上、寺上、宋唐庄地区实施围堵。
范朝利、刘志坚分析了面临的严重形势，决定立刻组织机关突围。
根据侦察情报，北面敌人的兵力最强，并且不断急速向南推进，因此，向北突围困难很大;向东突围也不可行，因为运河以东大部分是敌占区，而且运河的几个渡口均有日伪军把守，不易东渡，突围很难奏效。西边、南边的情况相对略好，清凉江以西还是游击根据地。于是，军区首长决定向西突围，骑兵团和21团打先锋，特务团负责断后掩护。
骑兵团在卫河边上的武城河西街附近，遇到了敌人的火力拦阻，突击失利，幸好在卫河河岸搜索机关未果的曾团长带着1连从斜刺里杀回来，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军区首长赶紧组织人员跟随突围，不料西侧的王行杖村突然有敌人开火拦截，子弹像泼水一样猛地横扫过来，200米的开阔地上立刻倒下了许多人，整个突围队伍都被打散了。
骑兵冲出来了，跟在前面的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可是后面的人员却被敌人的火力拦住了，很快，敌人的援兵乘卡车也赶到了，又把突破口封上了。很显然，别说总部机关没有冲出来，即使出来了，从这里也过不了卫河。同时，21团的突击行动也失败了。
现在，摆在骑兵团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丢掉总部，沿卫河西岸向南撤退;二是重回包围圈，和总部机关一起另寻突破点。曾团长、况政委毫不犹豫地命令：回去!
三
下午2时许，骑兵们再次回到十二里庄东南，此时的形势更加危急!日军已经占领了十二里庄北面的几个村子，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疯狂向我军压来。与以往的战斗相比，这一次敌人变得如此疯狂，前面的一个梯队还在冲锋，后面就有几个梯队同时准备着再接着往前冲。几架敌机也在上空盘旋和扫射，到处有受惊骡马凄厉的嘶鸣声。
被围在合围圈的抗日军民，已经多达数千人了，部队、机关、地方工作人员和老百姓，都交叉在一起，局面甚为混乱，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
根据交火的情况和侦察员的报告，军区首长对合围圈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在我军北面和东面的是日军独立第七、第九混成旅团，西面的是独立第八混成旅团，这都是日军主力部队;南面和东南面是从武城县赶来的日伪军，属于当地驻军。从总体来看，北面、东面的敌军强大，包围严密;南面和东南面的敌人因伪军较多，战斗力相对弱。
时不我待!军区首长当即决定火速向南和东南方向突围。突围部队仍以骑兵团为先导，从武城河西街、三里庄、霍庄、祖杨庄、王行杖一线采取宽大正面多路乘马冲锋。机关骑马人员紧随其后。特务团和第21团部队在左右两翼掩护徒步人员突围。
冲锋号再次吹响，骑兵团又一次实施冲锋。
守卫王行杖村的，是一个日军警备队和一个伪军中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他们得到了东边卫河方向的火力支援。骑兵刚开始冲击，敌人的炮弹、子弹就铺天盖地打了过来，进攻部队的伤亡很大，不断有战士中弹落马，随处可以看见战马倒地挣扎。最前面的3连最终没能冲上去，掉头就往回跑，其他连队也跟着撤退。
合围圈里，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片肃静，从远处射来的子弹，时而“嗖——嗖——”地从头顶掠过，时而打在地上引起一溜尘烟。没有人躲闪，也无处躲避，光溜溜的平原上除了泥土就是风沙。子弹打在人身上，“噗”的一声闷响，中弹的人倒下去一声不吭。大家都知道，如果从王行杖村冲不出去，从其他方向就更突破不了，今天反正是要死在这里了。既然是死，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枪炮声的间隙中，可以听见“嘀里哒啦”的日军联络号，那是敌人在逐渐收拢包围圈;风吹过处，传来伪军的阵阵喊叫：“抓……抓……陈……麻子……”当时，骑兵们并不知道陈再道去太行山开会了，只看见陈司令员的爱人张双群在队伍里，而且还受了伤。
这时候，北面的日军坦克攻过来了，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纷纷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悲壮的气氛之中，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掏出手枪，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以身报国，结果被人拦了下来。
下午3时许，决定性的时刻来临了!况玉纯政委准备最后一搏，他亲自充当旗手，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喊出了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
说来奇怪，就在此时，本来还是晴好的天气，一下子就暗了下来，大平原上狂风骤起，尘沙飞扬，天空昏暗不清，强大的西北风，吹得迎面的敌人睁不开眼睛。
关于这场突起的大风，陈再道后来听说后，连连说道：天助我也!宋任穷政委则说，小鬼子想消灭抗日武装，连老天爷也不答应!就连日伪军中，也有不少人悄悄议论说：天不灭曹啊，眼看八路就要彻底完蛋了，老天爷就赶忙助他们一阵风(后面还要说到，四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率领的部队，也是得此风之助，才得以突围成功的)。
机不可失!军区首长下令，兵分两路，竭尽全力，发起最后一次冲击!
东边一路，以骑兵团一部和部分机关乘马人员为先导，徒步人员及部队紧随其后直接冲向武城河西街。
漫天的风沙尘埃之中，八路军恰似从天而降一般，冲到了日军近前。敌人惊得目瞪口呆，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当他们清醒过来之后，我军乘马人员和部分徒步人员已经冲过了河西街，沿着运河西岸向西南方向破围而出了。
但是没过多久，突破口又被封住了，没能冲出的后续人员被敌人冲散，有些人员只好就地疏散隐蔽，有些折回向西或向北转移。
西边一路，还是以骑兵团打先锋。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拥向了王行杖。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妇救会员、文工团员、后勤管理员，是县区干部、报社记者、印刷厂工人，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反顾，为撕破日军的“铁壁合围”，不惧生死，向前冲!
敌人一面加强卫河渡口的防守，一面向王行杖方向增援，村庄右侧的坡地上出现了日军一个机枪小队。日军的重机枪响了，八路军的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举着马刀继续向前冲。
4连长韩永正扑向了右侧的机枪阵地，一队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进攻队形了，甚至没有组织射击掩护，30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战士们抡着马刀踏进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日军执行战术意图还真坚决。从头到尾，他们的4挺重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道路，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敌人大概以为，凭借阵地上的几十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八路军战马了，可他们没料到，带头冲上来的是陈再道常挂在嘴边的勇将——八路军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他是个左撇子，从小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谁能抵挡得住?
韩连长杀进敌阵，首先就把机枪手剁了，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把残余的日军杀了个落花流水，虽然我军人马伤亡过半，但是终于将敌人的机枪阵地捣毁了。
机枪阵地被捣毁之后，王行杖村的敌人再也挡不住八路军的突击了，一番恶战过后，日军警备中队全部被歼，伪军中队被吓得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终于被冲开了一条有一两千米宽的缺口，突围的人群蜂拥而出。
日军的动作也不慢，半个小时之后，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的大部队就赶到了王行杖村，把担任后卫的特务团给打散了，重新封住了缺口。但是这个时候，冀南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和总部机关的大部分都冲出来了。
特务团的1名排长带领两个班在三里庄以北5里地的一片坟地里掩护部队突围，他们抱定必死之决心，一直坚持到黄昏，最后凶残的敌人施放了毒瓦斯，战士们全部遇难。
事后想来，如果骑兵团的突破延误半个小时，或者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早到王行杖村半个小时，这一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
走在突围队伍后面的500多人被敌人堵在了合围圈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干校学员。冀南行署文工团(也有资料说是新7旅宣传队)的一位女干部，带着14个小演员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始终没有丢掉一个人。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小八路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着手唱起《国际歌》，一起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
在王行杖村东南方的霍庄，坚持到最后的134位干部战士和干校学员被俘了。气极败坏的日军在这里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逼问八路军领导机关的去向。行署保卫营的49个战士跳进坑里，没有一句回答。冀南行署财政干校的年轻学员们，被敌人用火烧死，用开水烫死，也没有一个投降的。这些烈士大多虽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冀南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霍庄惨案，据事后统计，总共有510名抗日军民在这里壮烈牺牲。
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是日军机动部队。公路上有日军的坦克和汽车，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敌人在外圈来回游动，遇到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就进行拦截、追杀。为避开敌人的坦克装甲车辆，骑兵团没有走大道，而是选择道沟比较多的地方迂回前进。那些年，日军为搞“囚笼政策”，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民群众反复破坏，结果就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坦克车辆开不过来，战马却过得去。
下午5时许，突围部队走到大辛庄附近，遇到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有首长提出，部队在原地隐蔽两三个小时，等天黑了再找机会过封锁线。但范朝利参谋长表示反对，他说这里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近，敌人随时有可能再追上来，现在的关键是行动要快，即使是白天也要硬闯过去!“突破的任务就交给骑兵团，让我们的骑兵去对付鬼子的骑兵。”
曾玉良团长到前沿观察地形，选择了一片两侧有道沟的开阔地作为战场，命令骑兵团在开阔地前端列好战斗队形，军刀出鞘、战旗飘扬，摆出准备列队冲杀的姿态。同时又把全团的12挺机枪和21团的步兵都埋伏在两侧的道沟里，曾团长对机枪手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战斗没结束，机枪不许停，用最猛烈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
过了不一会儿，日军骑兵来了。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足有一个大队、三四百号人马。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日军的马队从徐步行进转成快步行进，速度加快，冲击力逐渐提起来了，可是八路军这边却还没动作，日军一声怪吼就开始冲锋。
日军骑兵一提速，曾团长就在这边大声命令：“机枪给我打，打!打!打!”道沟里的机枪、21团的步枪立刻开火了。子弹像刮风一样扫过去，跑在前面的日军骑兵全部被打倒。日军的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套了。
这个时候，八路军的骑兵开始冲刺了!日军骑兵们掉转马头，仓皇逃跑，第二道封锁线竟然就这样顺利地突破了。
黄昏，突出包围圈的各路人马终于又汇集到一起了。范朝利和刘志坚立即召集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王蕴瑞、作战科长王树棠、副科长孙济云、情报科副科长程诚以及参谋申文俊等，研究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决定星夜转移。
夜晚，各部队按预定方案开始行动。骑兵团和特务团掩护着党政军机关及其他群众团体共1000余人向军营村方向进发。虽然已经冲出了包围圈，但大家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周围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形势仍然很危险。
当先头骑马人员通过军营时，又与在该地宿营的日军发生了战斗。骑马人员猛冲过去，步行人员则以部分部队在村头警戒，大队人马从村外绕道通过。
午夜时分，部队到达清凉江畔的干河滩。这时，敌人胡乱地开了几枪，打了几炮。这阵枪炮声，不仅未给八路军造成伤亡，反而给突围失散人员发出了信号，他们根据枪炮声判断，纷纷向干河滩靠拢。人员集结后，部队又继续向西北方向进发，于30日抵达枣强县西南地区，完全摆脱了敌人的合围威胁。
至此，敌人妄图消灭冀南党政军机关的阴谋宣告破产。
五
在武官寨地区军区机关部队浴血突围的同时，四分区和新4旅机关、部队，在东目寨、摇鞍镇地区也遭到了敌人的合围。
合围东目寨、摇鞍镇地区的敌人，为日军第十二军所属的第五十九师团一部以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和当地大批伪军。
在这一地区，八路军的情况是：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参谋长郑重率分区机关驻邱县西孝固村;四地委书记郭森、专员肖一舟率地委和专署机关驻东孝固村;分区所属第36团主力驻刘云固村、张云固村;新4旅部队在邢(台)临(清)路南、邱(县)馆(陶)路以北地区休整;旅长徐深吉率旅直属队驻邱县城东北大槐树村及南辛店一带;第771团驻邱县马头镇西聂楼村;第10团主力驻威县东南下堡寺以北杏园附近，1个营随旅直行动;第11团驻邱县东北梁二庄附近;副旅长杜义德随第771团活动，政治委员文建武随第10团活动。当时在临西、邱县一带活动的还有执行接新兵任务的385旅769团政委鲍先志率领的1个连和部分新兵，以及省军区押送票子的两个骑兵连。
是日夜，日寇纠集了1万余人的兵力，北起邢济路，南至邱馆路(邱县至馆陶县)，东自临清，西到曲周，秘密组成了包围圈，并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临西县摇鞍镇一带缩围。
午夜时，邱县方向有枪炮声，因敌情不明，我部队、机关没有马上转移。
29日拂晓，新4旅侦察科长王万喜报告：南边邱馆公路有枪声。接着第11团向旅部报告：“邱馆公路上的敌人向我团进犯，已与南面的部队打响。”
当时旅首长估计，可能是敌人向11团部队报复“扫荡”，因为28日夜该团曾派两个连队袭击了邱县城。枪声越来越近，旅首长决定旅机关和直属队向东北摇鞍镇方向转移。
771团与由曲周向东推进之敌打响后，杜义德副旅长立即率部队向西转移，因为该团驻地正好是敌之合围圈靠西边的边沿地区，所以较顺利地冲出了合围圈，未受什么损失。
29日拂晓，第10团接到枣园据点送出的威县日伪军将要发动“扫荡”的情报，不久又发现敌人开始出动，文建武政委于是迅速率部向北突围。由于该团行动迅速，又处于敌人合围圈北部之边沿地区，因此也顺利地跳出了敌之合围圈。
回头来说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当他们转移到摇鞍镇时，发现四面均有敌人的重兵，显然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合围圈，形势十分严峻。
这时，驻在梁二庄附近的第11团为掩护旅直机关突围，决定向旅部机关靠拢。徐深吉旅长不顾自己安危，果断命令11团领导，迅速率部队向南突围，尽量保存部队实力，不要向旅部靠拢，以免遭敌人围歼。
第11团遵照徐旅长的命令，奋力向南突围，但连遭敌人堵截，未能奏效。他们又转向东北方向突击，边打边走，一直战斗到黄昏，才在下堡寺附近突出重围。
此时，鲍先志率领的部队也被敌人团团包围在贺伍庄。我军抢占几处高房，奋力抗击敌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同敌展开白刃战，最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
在摇鞍镇，徐旅长命令随旅直行动的10团2营向东打破敌人的包围，掩护旅直属队向东突围。该营打得非常坚决，在轻重机枪掩护下，以手榴弹、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反复拼杀，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在他们的掩护下，旅参谋长陈明义率旅直属队一部和通信队电台冲出去了，转向白地村方向。
然而，敌人很快集中兵力，封锁了突破口，后续部队未能过去。徐旅长见东南面敌兵力减少，立即组织第二次突围，结果刚冲出去一部分，又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
徐旅长临危不乱，指挥警卫连全力压制住敌人火力，掩护直属队由李庄向南，贺伍庄村东向东南方向，组织第三次突围。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部分骑兵，跃马当先，杀向敌群，不幸在战斗中身中数弹，英勇牺牲。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徐旅长才得以率领旅直属队剩下的一部分人员冲出了包围圈。
这次突围战斗中，新4旅虽然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但自身伤亡了300多人，令人痛惜的是，随旅部行动的10团长陈子斌、团政委桂承志，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六
这次突围作战中，损失最大的是第四军分区部队、四地委、四专署机关。
该部事前也曾得到一些关于敌人准备“扫荡”的情报，也做了一定的准备，确定由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和第36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张世益率该团第3营和在分区整训的威县、南宫、广宗3个县大队，进到邢济路北活动。由于搞不清敌人“扫荡”的时间和规模，军分区等机关没有及时转移。
29日拂晓，分区部队正在出操，突然西边枪声大作，敌向四分区猛扑过来。分区机关即刻向东朝摇鞍镇方向转移，经傅辛庄、马兰、王八郎寨等村庄到达临西南杏园一带，不料，恰恰进入了敌人布置的合围圈。
孙毅民、张世益所率的第36团第3营等部队转移到南郭庄时，遇到敌人堵截，未能跳出合围圈，遂撤向南杏园一带，3个县大队插到敌后。
上午10时许，军分区、地直机关和36团等部队先后聚集到临西县南杏元村附近，此时敌人的“铁壁”已经形成，我军陷入东西10余里、南北20余里的合围圈之中，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军分区杨宏明司令员决定分路突围：孙毅民、张世益率3营向西南方向冲击，杨宏明和第36团团长赵鹤亭率该团第1、2营及分区直属队向馆陶县梭庄方向突围。
孙毅民率领的第3营接近布寨村时，遭敌人重兵拦阻、堵击，组织3次冲锋，均未奏效，伤亡数十人，随之又转向北边摇鞍镇方向突围。在摇鞍镇与西大屯两村间3华里长的交通沟上，他们又遇到敌人的密集火力封锁，几经冲杀未能成功，战士们伤亡很大。直到下午3时许，狂风骤起，尘埃飞扬，天昏地暗，我军抓住这一时机，拼死猛冲，终于杀出一条200多米长的突破口。当转战到务头村的时候，孙毅民不幸中弹牺牲了。
杨宏明、赵鹤亭所率部队也遭到预伏敌人的疯狂阻击，虽经反复冲杀，也未能冲出，于是也转向北面摇鞍镇方向突围，在姚尔庄附近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但是杨宏明也不幸中弹牺牲。赵鹤亭率部队继续浴血拼杀，下午5时左右冲到下堡寺附近，与张世益所率第3营会合后，由下堡寺出发，向西经李六寨、威县志官寨，于当日深夜到达马庄，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在突围中，地方干部的损失也不少，如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武城县公安局局长梁振芝等，都壮烈牺牲了。
1942年10月，为纪念杨宏明、孙毅民烈士，中共冀南区党委及冀南行署将临清县西部及清河、清江、企之三县的各一部新建为县，命名为“宏毅县”。
七
敌人未能达到消灭我党政军机关部队的目的，恼羞成怒之下，更加变本加厉地摧残根据地人民，用尽了各种酷刑，皮鞭打、开水烫，倒上煤油焚烧，剖腹挖心等，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还有许多青年干部、群众被抓劳工，我四专署秘书主任宁心力就是被抓到东北做劳工被活活折磨死的。
敌人的暴行，并没有使冀南人民屈服，相反，更激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以父母认“儿女”，媳妇认“丈夫”，儿童认“叔叔”，哥哥认“弟弟”以及利用小套屋、夹皮墙、大水缸、炕洞、草垛等方法，救出和掩藏了数以百计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伤病员和学员。霍庄村这个只有60户的小村，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掩护了干部战士60多名。
“四·二九铁壁合围”，冀南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我方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大“扫荡”。有资料称，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共有2300余名抗日军民牺牲了生命。
冀南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在“四·二九铁壁合围”中遭到如此严重的挫折，是有深刻的教训需要吸取的。
首先，是机构庞大，行动不便，与残酷的斗争环境和频繁的战斗行动不相适应，不仅限制了自身的行动，而且也拖累了部队的行动。
其次，侦察情报工作不够，特别是战略、战役侦察较差，跟不上作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敌人大的军事行动，很难准确判明其作战意图。有些部队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情报工作，一般的战术、战斗侦察力量也比较薄弱。相比之下，日军却有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情报组织，不但能够了解掌握冀南八路军部队的活动情况，而且还经常散布谣言制造假情报，以假乱真，诱使八路军上当受骗，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第三，对日军的战术变法研究不够。自1941年底以来，日军在战术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新特点，我军对此缺乏深刻的研究，因而不能适时地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对策，影响了部队的指挥与作战。
“四·二九铁壁合围”后，冀南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根据地面积缩减了五分之三，抗战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地方党的支部垮了近二分之一，大部分村政权成了“两面政权”以致完全资敌，冀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
(来源：“投笔肤谈”微信公众号。原文载《文史精华》2009年增刊第2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