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1915年出生于美国，1934年考入哈佛大学，跟随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研究中国史政，对中国研究形成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在费正清的推荐下，他于1939年初来到中国，并取中国名字“白修德”。他当时被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聘为特派员来到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采访灾区真相
河南灾荒发生时，白修德仍在重庆，但却对灾情知之甚少。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便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虽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但这确实是对河南灾情较早的报道。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该报总编王芸生还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把政府逼粮行为与“石壕吏”相对比，这篇社评戳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痛处，蒋介石悍然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
消息传出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当时中国记者多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而白修德与同行《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却绕开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亲自前往河南采访。他们沿陇海线铁路经过宝鸡、西安到达潼关，后又进入洛阳、郑州等灾区最前线。
他俩到达灾区后，找到在当地传教的美国神甫梅甘了解情况，骑着马穿越灾区。一路上，他们看到沿途饿殍遍野，路边到处是倒毙的灾民、遗弃的婴儿，野狗吃死尸变得膘肥体壮。在一个村子里，饥饿的村民结伙成群地围住了他们，喊叫着要把马扣下来充饥。当白修德到达河南省会洛阳的时候，他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前往郑州的途中，他看到了满处是村庄衰败，田地荒芜，逃荒的难民一群接一群。即使在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只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猎狗从沙堆中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成千上万面黄肌瘦的农民涌向火车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乘坐棚车离开被旱灾摧毁的家园。
灾荒更使得中国传统的恻隐之心，同类之感，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统统被扫荡殆尽，白修德曾在报道中写道:“父母出卖他们的儿女，一个九岁的男孩可换来400法币，四岁的男孩是200法币。身强力壮的男人逃离家乡去当兵，因为那里可以吃饱饭。妓院的老鸨从外地赶来收买女孩。”
冒着杀头的风险
关于此次灾荒饿死的人数，历来说法不一，白修德后来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20%。”白修德经过两周多的实地采访，认为此次灾荒发生，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虽然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
在白修德看来，饥荒发生以后，应付饥荒只有两个办法，并且这两个办法还很简单，但是都需要重大的决心和迅速执行。一个办法就是把大量救济物资尽快地运到受灾地区;另一个办法是把大量灾民尽快地运出受灾地区。
然而国民党政府在灾荒来了之后，却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尽管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更让白修德吃惊的是地方政府和驻军明知灾情严重，还按照丰年的收成来勒索赋税。老百姓饿得走路都直打哆嗦，还要给部队提供马料，而他们自己吃得还不如这些草料。
更让白修德愤慨不已的是，自1942年冬天开始，国民政府便陆续地给河南划拨了救灾资金，另外还有海外华人、华侨的大批赈灾捐款，可这些钱经层层克扣，落到灾民的手中却已所剩无几。
深受震撼的白修德在洛阳电报局，把赶写的通讯发送给纽约《时代》周刊总部。按当时规定，凡是发往国外的新闻，必须先发到重庆经过检查，但电报员为了让河南大灾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接把申报发到了美国。
1943年3月22日，该报道在美国《时代》杂志刊出，美国舆论为之哗然。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寻求援助，灾情的披露使她大为恼火。她在美国麦迪逊广场花园讲演，否认中国发生饥荒，还曾要求白修德的上司即《时代》杂志的主编卢斯将白解雇，但遭到拒绝。
面见蒋介石
回到重庆后，出于对灾民的同情，白修德将沿途所见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报告给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并拜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庆龄，希望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给予河南提供救济物资。
然而由于他指责政府官员的腐败恶化了河南的饥荒，被刺痛的有关官员在重庆反咬一口，说白修德是一名共产党员。据其回忆道:“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在一封写给《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白修德解释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样地无可奈何:“我知道，这不是我制造自由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明白要想让国民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赈济灾民，就必须让他们了解灾荒的惨烈景象。他经过软磨硬泡，花了五天的工夫，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
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他们拍摄的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摊在蒋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见蒋的表情极其尴尬，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蒋介石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并取出笔一一记下了他们的旅程时间和地点，还询问他在灾荒中所听说的官员们的名字，要白修德为他提供一份详尽报告，不要把人的名字遗漏了。最后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谈话持续大约20多分钟才结束。
报道影响深远
为了响应白修德关于饥荒的报道，蒋介石迅即采取了救灾措施，并处决了不少贪污人员，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从美国神甫梅甘给白修德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白修德争取的效果:“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但国民党政府同时也采取措施，以确保将来不再有令人尴尬的报道外泄。1943年5月，政府制定了新的规则，禁止任何中国人向外国记者提供消息，除非政府授权他这么做。另外，政府也采取措施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并对那些透露重庆以外情况的中国人进行惩罚。为了对新的规则表示抗议，白修德和其他记者组建了一个新闻协会进行抗争。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该协会的合法地位，重庆新闻人员的工作状况日趋恶化，白修德也在1945年应召回国。
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白修德作为具有正义感的外国记者，冲破阻碍亲赴灾区调查并对外宣传，呼吁救济，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国外的形象受到了质疑。而白修德通过亲历此次灾荒，也逐渐改变了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支持态度，开始倾向同情共产党，积极报道中共抗战新闻，其访问延安后更是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宁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