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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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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驻守卢沟桥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的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迅速向中国大批增兵,扩大侵略战争。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我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并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在装备精良、气焰嚣张、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很快陷于失败,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我同胞家园被毁,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紧接着,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国民党军奋起抵抗,在上海组织淞沪会战。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同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抗战,并请缨杀敌:“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德怀等9名红军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通电全国:“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二十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民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纷纷动员起来支援在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抗战。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群众团体和各界民众也纷纷动员起来,支援前线将士浴血杀敌,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对日抗战。

  7月13日,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准备出动到抗日前线。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红军各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命令红军各路将领到陕西径阳县云阳镇集中,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前线参战问题,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向红军将领传达中央决定和红军的任务。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党内指示中提出,当前我们工作的总方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推动国民党蒋介石彻底转变政策,促使其下决心进行抗战;另一方面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自己要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骤。

  7月14日至20日,毛泽东四次写信和致电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同时,毛泽东指定张云逸奔走于国民党两广当局:“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毛泽东还与张闻天致电叶剑英,要他与救国会及各方面联系,“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到达庐山后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面交给蒋介石,要求尽快公布,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再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就红军改编与国共合作等问题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7月18日,延安抗日救国会召开援助平津抗战将士群众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尧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确定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的运动战,创造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会议决定,为适应抗战需要,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增加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鉴于华北危急,洛川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出动,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8月25日,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八路军下辖第115师、120师和129师三个师。第115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参谋长周昆,政训处副主任肖华。第120师以原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副主任甘泗淇。第129师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为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党的前方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成立各师军政委员会。

  第115师作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先遣部队,改编前夕即于8月22日由陕西三原镇出发,经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迎着日本侵略军的攻击锋芒,日夜兼程,挺进山西,于9月25日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蒋介石在致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上海职业救国会电贺八路军:“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

  9月2日,第120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举行出征抗日誓师大会,朱德在会上号召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严守纪律,到敌人后方去,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随即,该师整装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接着,第129师于9月下旬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等地出征,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等一系列辉煌战果。

  9月3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等乘火车到达太原,与国民党山西当局商谈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有关问题。

  9月6日,八路军总部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誓师大会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主持,朱德率全体指战员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誓师大会后,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领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乘木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与此同时,以刘少奇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一系列战略方针,积极配合八路军,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实行全面抗战。9月21日,朱德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立即同北方局主要领导同志一起,讨论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的行动方针。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我们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才能担负起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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