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位于抗战的大后方，回顾和梳理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的贡献，理清陕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影响，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今天陕西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与陕西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坚守抗战大后方
陕西位于抗战大后方，又处于大后方之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创造了中华民族强盛时期汉唐文化而享誉古今中外。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华北，华北沦陷。由华北进而侵占陕西，若陕西失守，由西北而西南，全国沦陷，后果不堪设想。对陕西的战略地位，国共两党均有非常清晰地认识，两党领导人通过祭祀黄帝陵从精神上引导全民族英勇抗战，“民族阵线，救国良方，”“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在军事部署方面，国军调遣精锐(重炮团等)驻扎潼关，严密布防黄河防线、潼关天险抗击日本的侵犯，构筑起北起陕北府谷，南至潼关、风陵渡的千里河防防线，成为保卫陕西的重要屏障。
从1938年到1945年，日军发动了大小20多次进攻，在我守军的英勇抵抗下，日军始终未能进入陕西。(陕北府谷曾沦陷数小时)我军还曾几次主动渡河，打击了黄河对岸日军的气焰，确保黄河防线。黄河防线铜墙铁壁，拒日军于防线以外。黄河防线安则陕西安，陕西安则西北安，西北安则西南安，西南安则国家安。所以守住陕西，就是陕西对抗战的最大贡献。
为抗战军队贡献120万兵员
抗战初期，由于中日两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差异巨大，中国军队在与日军进行20多次的大会战中损失惨重，何应钦曾在《日本侵华抗战八年史》中说：“1937至1942年间，仅陆军伤亡即达2668940人”。抗日战争是一次持久的战争，军队士兵的补充不仅非常迫切，而且必须源源不断。时国民政府主要实施征兵制，对各省均有指标下达。陕西人口一千余万，从1937年10月起，国民政府规定陕西每月需要征兵1万，即全年12万人的兵员任务。
在抗战民族大义的驱使下，陕西均超额完成任务，但在持续了四年之后，到1941年已经面临兵源枯竭问题。陕西省军管区征募处长呼延立人说：“合计四年来共征去六二五二五九名，以全省壮丁一百三十余万计，已征二分之一弱，除应免缓役者外，合格壮丁所余无多、尽管征兵问题已经如此困难，但陕西政府、军民绅商、一般民众，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竭尽全力，保证前线需要之兵员。时负责征兵的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征募处编印的《陕西兵役》中记载：陕西“人民深明大义，踊跃应征，自动入营与夫兄弟争服兵役，群团相率自动投军事实，层见叠出”。到抗战胜利时，陕西实际向前线输送士兵约120万人，占陕西总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数字不是一般的数字，是陕西人民对抗战胜利付出的巨大代价，彪炳史册。
秦军自古耐苦战，有能战、善战之遗风。抗战爆发后，陕西民众积极从军，陕籍士兵在前线英勇杀敌，在华北、华中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在中条山战役中的表现。1938年5月，国民政府调派由杨虎城将军旧部改编的31军团(时辖38军、96军)驻防中条山，后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这支部队在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陕籍将领的统领下，参加了13次战役中的11次，坚守中条山达两年半时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盛赞第四集团军为“中条山铁柱子”。日军无奈的称中条山为“盲肠”。中条山防线虽然最后失守，但在战略上实现了阻止日军攻势的战略目标。陕西军队战斗英勇，牺牲惨烈。尤其是“六六战役”最为惨烈。部分陕军被逼上绝路，置生命于不顾，毅然跳入波涛黄河，演绎了800(后考证为3000名)壮士的凄美故事。这些士兵被称为“陕西楞娃”。
陕西军校业绩显著
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培养军队干部，都在陕西后方创办军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
共产党1936年6月在陕北创办的军校，原名为“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将“红大”比作黄埔，激励着红军干部努力学习。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根据这一变化，1937年春，中央军委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 教育长罗瑞卿(后来不断变化)。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了100多个小时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学员们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炫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底，为适应抗战新形势，中央决定抗大第一、第二分校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总校一度迁往冀南，1943年迁回陕北)抗战期间抗大有12所分校，培养了8期，共培养军政干部达10多万人。1955年，在被授予军衔的军人中，有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和129名少将是曾在抗大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员。
国民政府方面同样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在陕西创办了黄埔军校两所分校。一所在汉中，称黄埔军校第一分校。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原为黄埔军校洛阳分校，1938年初迁往汉中，改称黄埔军校第一分校。黄埔军校第一分校从1938年初到汉中，到1944年底结束，历时七年，培养学生四期，分别为第十四、十六、十七、十八期，培养学生19650人。蒋介石非常重视第一分校，1944年携陈诚、白崇禧来汉中，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一起，参加分校第十八期学生毕业典礼，深受学生鼓舞。每一个毕业学员，均有学校配发“中正剑”一柄，上刻学员姓名及毕业期数，与毕业证书一样，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象征。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西安南郊，今长安区王曲镇(尚有一些军校遗迹)，第七分校因设在西安，因此亦称西安军校。第七分校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创办，学校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军械、军需等专业。学员分为学生系列和军官系列。学生系列从第十五期开始至第十九期，共办5期。招生范围广阔，学员来自华北、中原及东南沦陷区的学生及有志于军事的热血沸腾的青年。军官系列从分校成立起至撤销，共办6期。主要是调训各部队行伍出身的排、连、营级军官，施以半年到一年的军事补助教育，以增加学员的军事知识，提高其指挥能力，结业后仍回原部队工作。从1938年开始，先后办了六期。按中央军校本部军官总队期别，接续为第七、八、九、十、十一和十二期。蒋介石非常重视第七分校，曾先后五次来校检阅、视察。西安军校从1938年春创办，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奉命撤销，存续七年多时间，培养军事人才37317名，是全国黄埔军校九个分校中培养人才最多、贡献最大的分校。据不完全统计，西安军校培养的三万多名军事人才，有三分之一牺牲在抗战前线。西安军校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实际是国共两党为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基地，中下级军官的摇篮。
努力生产，贡献军粮
陕西大后方的战略地位，除了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外，另一重要任务就是承担前线的粮食供应，保证军队有足够的粮食吃。陕西省参议员顾元伯曾说，“兵为抗战之本，食乃养兵之天”。另一参议员辜仁发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抗战期间，足食足兵，最为紧要”。参议员有如此认识，陕西军政领导同样认识到陕西肩负的重任。省主席祝绍周说：“惟本省前逼战区，处境特殊，当西北之中心，复为反攻前进的基地，无论军事征发，粮秣供应，定诸其他省份，自较繁重”。
陕西偏居西北，非产粮大省，风调雨顺的丰年，全年产量四千万石以上，全省人口一千万左右，每人平均消费四石，全年总消费四千多万石，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遇到灾荒年，百姓日子就难过了。抗战时期陕西灾荒频仍，沦陷区人口大量涌入，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纷纷内迁陕西，加重了陕西的负担，陕西人民的日子比起正常年份困苦多了。抗战期间陕西向政府、军队缴纳的赋粮每年为460万石，即丰裕年总产量的11.5%，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陕西人民宁愿自己忍饥挨饿，却把有限的粮食输送到前线，让前线士兵吃饱饭来奋勇杀敌。正如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李梦彪所说：“人民以树皮橡实为食，而以粮输之国家”。
为保证供应，增加粮食产量，陕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开荒增加种植面积，兴修水利，改良品种等。兴修水利方面，截止到1944年前后完成的水利工程，有泾、渭、梅、黑、汉、褒、泔等七渠，灌溉总面积达180余万亩，小麦和稻米年产可达250余万市石，正在修建的水利工程，有洛、定、沣、湑、涝等五渠，这些措施对战时粮食的增产、军粮的供应、民食的解决，起了重大作用。陕西人民靠着辛勤劳动的双手，保证对抗战粮食的供应。
总之，抗战时期的陕西，国共两党、政府军队、干部人民齐心努力，严守抗战大后方的前沿，确保大后方的安全，源源不断向政府、军队输送兵员和中下级军官，辛勤耕作，努力生产，贡献军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非常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