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性质的论述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现代民族主义概念首次引入中国时，它含有浓厚的种族成分，排斥所有非汉族人民为中国人。但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的开始接受一个包容性更强的中华民族概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这一“大民族”和各“小民族”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科学阐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指出：国内各民族与外来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日寇侵略中国，与历史上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性质完全不同：“日寇为异族，元、清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元、清之所谓征服汉族，不过是推翻汉族的君主而实行所谓‘入主中原’，日寇之政策在使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1](P639)同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将过去信任不够和仇忌甚深的各民族――汉、满、回、藏、苗、夷、番等“紧密团结为一致抗日的中华民族。”即如此，国内各民族整体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各少数民族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还论证了“民族”的科学概念，以及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1943年，针对蒋介石贩卖的所谓中国各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宗支，而不是独立的民族的法西斯血统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结合中华民族衍生发展的历史予以坚决反驳：“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但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中国版图内的各民族，通过长期融合，已从形式或内容上化为一个整体，不论是否被同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保全，需要各民族共同努力，故各自不仅地位平等，其作用也不可或缺。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和血统论必然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我们汉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正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们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汉族主义去欺压国内其他弱小民族，那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事业。”[2](P283)国家和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国内各民族必须克服对他民族的歧视，团结对外。
二、抗战时期，中国民族情感的来源
对民族尊严的关切促使人民将自己与整个民族在情感上连接起来。在那些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的地方，人们对本国的成就深感自豪;在那些遭受外国势力欺侮的地方，对民族尊严的关切往往折射为一种屈辱感。民族骄傲、民族焦虑、民族耻辱是不同的心理状况，但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孕育着对本民族的依恋，不断为民族情感提供养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记载的历史绵延3000多年，因此中国人完全有理由为我们的灿烂辉煌的文明感到自豪。但是抗战时期，我们的民族情感并不来自于民族自豪感。而是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屈辱和羞耻。
抗战初期，中国进步文化界就认识到“在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目前，文化应尽它唤醒民众，推动民众自觉地积极参加到抗战中去的职责”，“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普遍地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觉悟，民族认识，民族气节”。抗日战争是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为单位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战争。这就启发了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随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中华民族统一团结、一致对外的观念空前高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定地站在民族立场上，提出与国民党团结御侮的政治主张，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在日寇疯狂进攻面前，既有妥协的一面，又有愿意抵抗的一面。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攘外”的口号和准备，并始终将妥协限定在“不丧失国家人格，损害国家主权”这个最低限度内，宣布“对于日本交涉，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的条件为主旨”。“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那时民族矛盾超越了阶级矛盾，超越了利益集团的矛盾。一切分歧在民族矛盾面前都可以放弃。可见，共同的民族认同有助于培养民众和政党之间的信任，催化妥协与合作，为民族的整体利益做出个人的牺牲。
三、抗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为爱国主义
在中国，爱国主义的“国”是指主权国家，以及它的人民和领土。爱国主义的“爱”意味着对国家的忠诚，即随时为国效劳，包括促进全体国民的福利，反对分裂势力，抵御外敌入侵。
爱国主义是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这面光辉旗帜的指引下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抵抗的无畏气概和前赴后继的顽强精神,是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所无法比拟的。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抵御外来侵略、英勇抗敌的力量源泉。1937年7月7日，国民党第29军37师何基沣旅长、吉星文团长亲赴前线，指挥爱国官兵打响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第一枪。7月下旬，日军重兵进犯北平和天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亲临南苑战斗前线，英勇抗敌，壮烈殉国。
在举世瞩目的淞沪会战中，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在著名的忻口会战中，我八万守军官兵凭借坚固工事，同敌人激烈战斗。国民党第9军军长郝梦龄、54师师长刘家琪亲临前线，以身殉国。中国人民对入侵日寇的顽强抵抗，使过去那种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而得东北四省，通过讹诈而控制冀察两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大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资财，减缓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打乱了敌人的速战部署。经过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在积极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之后，毅然挺进敌后，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广大敌占区，顽强作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碉堡间、铁丝网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时，敌占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配合、支持下，爆发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烽烟四起,使日寇侵略者的后方变成前线，腹背受敌，不能无所顾忌地组织攻势与进犯，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正面战场和全国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以来我方取得主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国民党少数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帝国主义则强化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承受着巨大的牺牲和压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和反“清乡”斗争，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正是由于这种英勇斗争，才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悲壮的殊死战斗。这种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独立英勇献身的精神,成为抗日战争的力量源泉。
四、中华民族对外族的态度
不同的民族对外族可能持以下三种态度之一：第一，猜疑、排外和被动反应式民族主义。弱小和缺乏安全感的民族既怀疑外部势力的动机，又害怕遭到外部势力的侵犯，最终往往把自己孤立起来，一心追求自给自足。然而，这种被动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常被其它国家错误理解或有意歪曲成具有侵略性质的民族主义。第二，优越、骄横和侵略性民族主义。强大民族容易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优越感，某种情况下可能演化为一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对外态度。它们狂热地渴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哪怕是用武力强加于人也在所不惜。这些强大民族经常谴责弱小民族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对自身的侵略性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熟视无睹。第三，自豪、自信和积极的民族主义。世界上多数民族大概都是既不太强又不太弱，为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当代成就感到自豪，但没有侵略其他民族的意图或能力。他们十分重视民族的独立，同时又充满信心，愿意与外部世界交往。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外界挑衅的产物。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之后，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衰一直与外国势力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核心国家利益的干预有关。每当外国摆出敌对的架势，中国民族主义就会马上炽热起来。抗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就是如此。由此可见，中国民族主义是防卫性的。中华民族对外族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排外”，而是“抗日”，是反侵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主义是积极的民族主义。
总之，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标志着中国人正试图为自己的民族认同、民族特征和国家目标准确定位。同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成分正在多元化，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恰恰是凝聚、整合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的纽带。正如周恩来所说：“我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C].1985.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C].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