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权力的博弈，还是军事的争战，都离不开教育的辅助。因为政治权力的建立与维护，首要前提是要有人才，同时还需要得到一定数量民众的支持，这就需要兴办与发展为其服务的教育。同样，军事争战也不仅仅需要武器和兵力，也需要通过教育来为其进行思想文化宣传，营造有利于自身扩张的舆论氛围。
一、权力博弈需要教育辅助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对权力的解释是：“权力(power)是对外部世界产生某种效果的能力以及潜藏在一切人的表演中的物理或心理能量，当然，控制或作用于抵抗物的思想，已经包含在作为技巧和能力的权力概念中。”[74]兴办各类教育，就是为了造就统治帮凶和技术人才。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 Collins)认为，作为办学主体的政府，办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是培养政治统治、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所需的人才，二是传播符合政府意愿的有助于政权稳定、社会安定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因为教育有三个来源：个体实践技能的需求、确认身份群体成员资格的需要以及国家出于社会团结和政治控制考虑的管理需要。[75]革命根据地教育正是出于培育人才与宣传抗日之目的，去兴办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了实现社会团结与思想宣传之目的，大力举办各类教育，旨在向山西民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团结广大民众，从而达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既排斥日伪殖民教育和奴化宣传，又排斥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党化教育和阎锡山的晋西教育的目的。权力的博弈，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且体现在教育领域。集中在五台山区、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的根据地教育，阎锡山退守在吉县山区的晋西教育，日伪在山西的大部分城市与平川地区等沦陷区兴办的奴化教育，这三种教育在交锋与博弈过程中，分别依据自身的优势来扩大影响。日伪奴化教育，以军事为依托，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武力征服教育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强制广大民众被动接受奴化教育;阎锡山的晋西教育，以政治为优势，借助其长期统治山西形成的政治集团的威力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来兴办国难教育;革命根据地教育，则以民意为基础，通过坚持群众路线，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从而实施革命教育和社会教育。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将“权力”分为三种形式：武力、操纵与说服。“武力”是将权力等同于不顾反抗强迫服从的能力;“操纵”是掌权者对权力对象隐瞒其真实意图，诱导权力对象按其意图行事的能力;如果掌权者向权力对象提出呼吁或劝告，权力对象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独立地估量其内容之后，接受掌权者的意见并作为其行为依据，这就是“说服”。武力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操纵具有一定的诱骗性，说服体现出公平性和互惠性。[76]综观抗战时期三种政治力量进行的教育与宣传，笔者认为，抗战时期日伪在实施奴化教育与政治宣传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武力”;阎锡山在晋西开办教育的方法，主要以“操纵”为主;而共产党在根据地举办各类教育，主要通过动之以情的“说服”，因为“说服”有两个显著特点——公平性和广延性，其关键是取决于权力对象对说服者意见的自由接受。当说服者的意见与权力对象的利益相吻合时，权力对象就会自觉去采纳说服者的意见;若说服者意见与权力对象的利益有冲突时，就不会见效。从中可见，权力对象在此过程中，有着充分的自主决定权。这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育之所以能得民心，受到民众普遍欢迎的原因所在，也是其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军事争战激化教育博弈
抗战时期日本为了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疯狂地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殖民政治体系的建立。在不断发动大小战争和军事扫荡的同时，先后在华建立了伪满洲国、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伪河北省政府、伪山西省公署、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伪广东省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大小数十个日伪政权。而且日本通过所有伪政权兴办为其服务的教育，一方面培养忠于其统治的铁杆汉奸，以扩大其对华侵略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来与根据地教育、国统区教育进行博弈，竭力排斥与破坏这两种教育。而且这种博弈正是美国博弈论专家约翰·纳什(John Nash)提出的不合作的博弈、重复的博弈与动态的博弈，即到抗战中后期三种力量彼此并不合作与交流，始终进行着打击与反打击、破坏与反破坏、排斥与反排斥的重复博弈，而且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彼此力量不断消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趋势，最后以日伪的失败而告终。
美国社会学家泰罗(Sidney Tarrow)认为，原来被政体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由于某种原因对政体的影响力增大，这就为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人发起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从而导致政治平衡被破坏。[78]由于共产党制定的政策得民心、顺民意，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治与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相应地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日益扩大，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总量也在扩大，其成员支配与转化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相比之下，蒋介石与阎锡山走的是一条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道路，因而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少，所以，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在政治与教育领域的博弈，最终必然以我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1] Bourdieu，P.et al.，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0，p.3.
[2] [法]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3] [美]唐纳德·G.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牛长岁等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4] [美]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5]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页。
[6] [美]唐纳德·G.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牛长岁等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7] 林焕平：《阎司令长官访问记》，《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5月30日。
[8] 谢永炎：《领导克服困难的阎伯川先生》，《扫荡报》(重庆)1942年6月28日。
[9] “三颗鸡蛋上跳舞”，是阎锡山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所谓外交政策，“三颗鸡蛋”是指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也就是说，他在抗战时期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对于日本人、蒋介石和共产党，他哪一个都不能得罪，不愿得罪，也不敢得罪，因而他起初听蒋介石的话，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后来，又和日本人讲和，镇压共产党;同时，他与蒋介石交往过程中也不时耍一些小聪明，有时玩弄蒋介石，当蒋发现时，他马上又讨好蒋介石。以此来维系其在山西的统治。
[10] [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浩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11] 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2]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13]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丙编，台湾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影印版，第503页。
[1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27页。
[15] 《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587页。
[17]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丁编，台湾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影印版，第104—105页。
[18] 陈应谦：《阎锡山与家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19] 参见徐崇寿《抗战前的进山中学》，载《山西文史资料》第38期，第104—105页;《进山中学校史》，进山中学校史编审组1987年编印，第88—91页。
[20] 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274页。
[21] 高践四：《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载《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93页。
[22] 《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23] 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247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186页。
[25]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第5册丁编·教育统计，台湾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影印版，第40—41页。
[2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247页。
[27] 申国昌、史降云：《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8] Donald G.Gillin，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p.163-174.
[29] 《山西年鉴》，山西省政府统计处1933年编印，第29—39页。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53页。
[31] 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7页。
[32] 《山西教育公报》第267期，山西省教育厅1929年编印，第28页。
[33] 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山西省第一次学校系统以外教育统计》，1920年印行，第62页。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739页。
[3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40—743页。
[36] 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
[37] 岳谦厚：《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38]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民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4页。
[39] 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
[40] 徐增祥：《日寇统治大同纪略》，载《大同文史资料》第1—5辑合订本，大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112页。
[4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7页。
[42] 王采庵：《日寇占长治时期的罪行》，载《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年编印，第128页。
[43] 《晋东南民间歌谣》，《抗战日报》1945年5月24日。
[44] 郭从周：《沦陷后的太原》，《申报》1939年8月1日。
[45] 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363页。
[46] 黄廷璧：《日寇暴行目击记》，载《太原文史资料》第5辑，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173—174页。
[47] 《抗战时期的太行歌谣》，《山西革命根据地》1985年第4期。
[48] 胡敬斋：《日伪统治太原时期的民谣〈八大天〉》，载《太原文史资料》第2辑，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41页。
[49] 胡敬斋：《日伪统治太原时期的民谣〈八大天〉》，载《太原文史资料》第2辑，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42页。
[5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6—587页。
[51] 民国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初等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7页。
[52] 黄培业、高开源主编：《代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页。
[53] 浑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浑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页。
[54] 卫兴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55] 卫兴华：《我与沱阳学校的情结》，载《沱阳校史》，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56] 行定远：《日军在大同惨杀知识分子的概况》，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5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编印，第107页。
[57] 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
[58] 郑永才：《抗战时期盂县的教育略述》，载《阳泉文史资料》第8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173页。
[5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6—587页。
[60] 民国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初等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7页。
[61]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6页。
[62] 王采庵：《日寇占长治时期的罪行》，载《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年编印，第127页。
[63] 白蔚武：《沦陷时期的大同》，载《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57页。
[64] 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
[65] [日]内田知行：《山西省日军侵占区的鸦片管理政策》，载台湾山西同乡会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9卷，第160页。
[66] 岳谦厚：《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67] 王德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使用麻醉毒品戕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
[68] [日]内田知行：《黄土大地1937—1945：山西沦陷区的社会经济史》，东京创士社2005年版，第152页。
[69] 土膏，即用罂粟汁土制的鸦片烟。
[70] 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
[71]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72] Geoffrey Gerer.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1998，p.157.
[73] Thomas Hobbes. Leviathan，Parts Ⅰ and Ⅱ，转引自丹尼斯·朗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74] 这是由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罗尔斯所论述的《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两个正义原则，即公平的正义原则与差异原则，所引发的对兴办公平教育的思考。这既是培养统治人才的需要，也是取得民心的需要。
[75] Randal Collins. Some Comparativ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77(1).
[76] Dennis H.Wrong. Power：Its Forms，Bases，and Uses. Rutgers University，New Brunswik，1994，pp.26-41.
[77] Tarrow，Sidney. Power in Movem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4-182.
[78] Tilly，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Randon House，1978，pp.192-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