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9月，距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好两年整，笔者有必要把这两年中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动向作个简要介绍，便于诸位了解此次会战发生时所处的大背景。
1939年11月 — 1941年8月
1.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不久，1939年11月，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随后占领南宁。12月，中国军队在北起绥西、南到桂南的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全线出击，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冬季攻势，历时一个月。中国军队虽未能完成战前部署的作战任务，但还是给予日寇沉重打击。
2. 在上述冬季攻势中，“昆仑关战役”(1939.12—1940.1)是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大胜利。由杜聿明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王牌第5军(下辖3个精锐师：荣誉第1师、第200师和新编22师)共3万余人，与驻守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的第21旅团(约8000人)展开殊死战斗，最后以极大的代价重创了日军第21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后追晋为中将)。中方自己公布的伤亡(含失踪)人数仅第5军就达2.4万人(见百度词条)，或3/4，国民党最精锐第5军基本拼完了，那些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人可以闭嘴了。还有，“全歼”第21旅团的说法有些勉强，因该旅团的伤亡人数约5000人，过半数，用“重创”更准确些。套用笔者的“2-3，4-5”理论，中方的伤亡还勉强在日军的5倍之内，但中方兵力总数却超过了日军的3倍，达到了4倍之多，因此，笔者以为，把此仗称为“大捷”是不合适的，还是称“战役”更妥当。
短短2个月过后，1940年2月，日军就轻易地夺回了昆仑关，中国军队大溃败。期间，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郑作民中将在撤退中阵亡。
3. 冬季攻势结束后不久，冈村宁次被调回日本任大本营军事参议官，11军军长由圆部和一郎接任。
4. 1940年4月，为反击中国的冬季攻势，日军以夺取湖北宜昌为目标，发动了“枣(阳)宜(昌)会战”，并大获全胜。中国第33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张自忠将军英勇殉国。此外，第173师师长钟毅中将(自杀)、豫南游击第5纵队司令戴民权中将，以及张自忠将军的高参张敬少将也在此战役中为国捐躯。日军占领宜昌后，大大缩短了到重庆的距离，此后重庆遭受了更为频繁而猛烈的轰炸。
5. 1940年7月，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延长，日军在兵力部署方面有些捉襟见肘，于是为了在不增加总兵力的情况下还能有更多的师团，日军开始调整师团建制，把很多2旅团、4联队建制的师团改成3联队建制(取消了旅团)，其中包括下文中将提到的第4和第6师团。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18集团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极大地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打击了日军的气焰，并受到了蒋介石的表彰。
7. 1941年3月，日军为报复第9战区对其的连番打击(1940年6月，第9战区军队在江西瑞昌击毙了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集结了第33、34师团和独立混成旅第20旅团等4万余人，企图歼灭我驻江西的第19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结果却遭受惨败，第34师团差点被歼。此仗史称“上高大捷”，国军王牌第74军(军长：王耀武)表现得英勇异常，战后被蒋介石授予象征军队最高荣誉的“飞虎旗”一面。
8. 1941年4月，圆部和一郎因“上高战役”失利而被解职，改由阿南惟畿中将任第11军司令官。
9.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日军中的“南进派”获胜，日军最高层已基本决定与美、英开战，
10.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日军中的“北进”论调一度有所抬头。
11. 1941年8月9日，日本陆军统帅部结束了南进北进的争论，决定全力准备对英、美的作战。19日，陆军统帅部同意第11军实施长沙作战(代号“加法”)。同时，日军统帅部告知阿南惟畿，其参战部队只能用到10月上旬，过后要抽调部队到东南亚作战。
大战序幕 — 大云山之战
大云山横亘湘鄂边界，山险林密，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国民党有多支挺进军(第7、8纵队等)和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据此袭击日军的交通线，搞得日军寝食难安。更主要的是，如果大云山不安定，后勤补给线就没有保障，对整个长沙作战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阿南惟畿决定先铲除国民党在大云山的游击根据地，并把此任务交给了第6师团，师团长是神田正种中将。
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主力在飞机的支援下，对大云山发动了全面进攻。薛岳闻讯后，命令守卫新墙河防线的第4、第58军前去增援，其中第4军正面迎敌，第58军在外围，侧击日军。但由于实力上的差距，大云山的大部还是很快就落入了日军之手。
薛岳和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当时都认为日军的目标仅仅是扫荡大云山，因此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就做出了进一步增援的决定，把第37军的第60师临时划归杨森指挥。这样，参加大云山作战的中国军队达到了3个军(第4、20、58军)、6个师。果然，10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甘田以南包围了第6师团的第13联队(联队长：友成敏大佐)。薛岳一下子来了劲头，想要再来一个“上高大捷”，而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对长沙的进攻毫无防范。
其实，中、日两军都阴差阳错地对战局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先说日军方面，中国军队前期的失利被日军认为大云山之敌已基本“肃清”， 由于进攻长沙在即，而第6师团是主力之一，因此阿南惟畿决定换防，由第40师团接替第6师团继续在大云山的扫荡工作。而也是在此时，中国方面开始增兵，以挽回不利局面，“不小心” 还包围了一个日军的联队，因此，中国军队误认为日军的换防是败退。
从11日开始，中日双方就围歼和解围友成敏联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度形成混战情况。13日，第40师团总算突破中国军队防线，救出了几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友成敏联队，但前来救援的重松支队又遭到中国军队的围攻，处境也十分危急。
14日，中国第27集团军接报，日军在岳阳以南集结了数万重兵，杨森警觉起来，判断日军有可能在湘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并立刻把此情报上报了薛岳。但同时，杨森觉得如果放弃全歼重松支队未免太可惜了，于是决定暂不回防新墙河，乃命令第4、第58军于17日拂晓发起进攻，务求全歼日军重松支队。
与此同时，日军第11军的军参谋长木下勇也作出了决定，进攻长沙的日期不可更改，仅调派二线部队荒木支队归第40师团指挥，要求其独立击退大云山的中国军队。16日半夜，荒木支队乘车赶到前线，正好在中国军队准备发起进攻前几小时。17日拂晓，双方的恶战如期而至，得到增援的第40师团像打了鸡血一般，拼命反攻，中方情势告急，防线多处被突破。更糟糕的是，当日，日军主力开始了对湘北新墙河防线的试探性进攻。18日凌晨，日军便发起了全面进攻。至此，杨森除了撤离大云山、回防新墙河防线，已别无选择，大云山战斗就此结束。
双方战役部署
日军此次总结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分散兵力。于是阿南惟畿此次集中了三个主力师团(第3、4、6师团)，从湘北防线仅20公里宽的正面强力突破，另外还有第40师团和早渊、荒木等数个支队负责侧翼，总兵力约9万人，与第一次长沙会战相同(见下图)。但由于兵力集中，攻击强度明显加强了很多。
中国军队方面也有调整，其中最大的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打头阵、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已于1940年调往云南，改编为第九集团军驻防滇南国境，直至抗战结束。
在此次战役开始前，中国第9战区下辖4个集团军：第1、19、27和30集团军，以及若干战区直属部队，共14个军，36个师，与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完全一样。实际参战的共11个军、30个师，总兵力约为25万人，见下图。
需要说明的是，高荫槐的第1集团军的新3军和第58军分别被配属给了第19和第27集团军，而其下属的第60军当时还在云南驻防，未参战。因此，后文中我们不会提及第1集团军。
新墙河防线
守卫新墙河第一线的原本有第4军和第58军，共5个师，结果在日军发动进攻时，第58军的两个师和第4军的59师虽撤离了大云山，但未能及时赶回新墙河阵地。因此，镇守整个新墙河防线的只有第4军下属的第90师和匆忙从大云山回防、还没来得及调整的第102师。
中国两个已经很疲惫的师，要抵御日军3个强大师团的进攻，其后果可想而知。既便如此，中国军队仍然不畏牺牲，奋勇抗敌，尤以第102师最为顽强，但终因兵力悬殊太大，仅仅半天功夫，新墙河防线还是被日军全部突破，中国军队被迫后撤至二线阵地继续阻敌。102师师长柏辉章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命令各团“不得后退一步，直至最后牺牲”，最后又坚守了一天阵地，才被第59师换防撤了下来。
与此同时，第20军和58军继续与日军第40师团在大云山外围缠斗，日军始终无法彻底清除在大云山周围的中国军队，这为今后战役的走势埋下了伏笔。
汨罗江—金井防线
日军主力一旦突破了新墙河防线，就疾驰南下，一路未遇有力抵抗就来到了汨罗江北岸。19日上午，即主攻开始后仅1天，日军第6师团一部甚至已渡过了汨罗江。薛岳此时当然知道自己判断失误了，这次日军的目标显然是长沙。后悔已无用，薛岳一改上次“后退决战”的思路，决定在汨罗江南岸与日军展开决战。于是立刻调整部署，令第99军和第37军(欠第60师)分别布防汨罗江西段和中段，第26军拖后位于第二线，再从第30集团军调第72军支援侧翼。薛岳已知这次日军兵力非常集中，心中还嫌兵力不够，于是又命令驻防赣北、最精锐的第74军开赴浏阳、洞阳待命，随时准备应付不利局面。
不幸的是，日军已有能力破译中方密码，阿南惟畿对中方的作战意图了如指掌。于是在19日，他命令日军第6和40师团向东迂回，经瓮江进而攻占金井，从而完成对中国军队的合围。
薛岳也非等闲之辈，一天后的20日，他突然意识到汨罗江东线有很大空隙，一旦日军从此包抄就可能合围第37军(而这真是日军的计划)。于是立刻命令第26军开赴瓮江，堵住这个缺口。幸运的是，20日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大大迟缓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速度。当然，大雨对已疲惫不堪的中国第26军同样不利，好在军长萧之楚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他果断命令大部队随后跟进，而自己亲率第44师急行军赶赴瓮江。他们前脚赶到，日军第6师团的先头部队也到了，双方发生激战。虽然中国军队作战勇敢，但终因实力不济，22日中午，瓮江还是失守了，第26军被迫且战且退。
此时，日军的迂回包抄意图已明显，薛岳于是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10军赶赴金井前线，破坏日军的企图。第10军于23日上午到达金井，军长李玉堂马上进行了部署，由预10师(师长方先觉，此君是后来“衡阳保卫战”的主角)据守金井，第3师布防高仓，第190师稍后增援第37军的140师。24日半夜，日军偷袭预10师最前沿的1个营，该营官兵疏于防范，乱作一团，进而引发该师其它各部的混乱，日军乘机一举占领了金井。如此一来，26军的后路被断了。此后，预10师试图重新夺回金井，可不但未成功，反而形成溃败局面。25日，薛岳命令第26军向东转进，及时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至此，汨罗江东段防线已崩溃。
在汨罗江中段，第37军面对的是此次进攻中实力最强大的日军第3师团，我军第140师利用复杂地形和丛林的掩护，寸土必争，兴隆山阵地失而复得达4次之多，可见战斗之惨烈。到了23日中午，140师师长李棠向军长陈沛报告：“现已弹尽粮绝，全部兵力也使用殆尽”，就算如此，全师将士仍英勇作战，没有后退。24日拂晓，第10军的第190师奉命北上支援快要顶不住的第140师，结果遭遇第3师团的第29旅团。由于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一仗下来，第190师损失惨重，师长朱岳重伤，副师长赖传湘牺牲，于是只好退回了出发阵地，结果又遭到另一股日军的攻击，第190师官兵虽不畏强敌，暂时打退了日军的攻势，但已无力继续支撑，于是乘夜色向西撤退了。这样一来，第10军军部就暴露出来了，情况十分危急。李玉堂军长冒险向日军的进攻方向，即西北方向突围。果然，日军习惯性地认为中国军队会向南撤退，而忽略了对北方的防范，李军长带领军部人员惊险地脱离了战场。
第37军140师由于没有得到第190师的增援，也无法支持，被迫向南突围。与此同时，第95师的阵地也多处被突破，第37军有被围歼的危险，于是军长陈沛只得于24日下令部队全线退却。而第10军的第3师也同样遭受日军早渊支队的猛攻，虽坚持到了26日中午，但因其它防线相继失守，也不得不后撤转移。至此，汨罗江防线彻底瓦解了。
捞刀河—永安防线
话说两头，25日，薛岳眼看日军已突破了汨罗江防线，长沙危在旦夕，于是命令手中的王牌第74军下属的两个师向黄花市前进;命原属第6战区的第79军驻守捞刀河正面，意图在长沙市外围阻击日军。同时命令第99军的两个师回防捞刀河西北方向，侧击日军。当晚，薛岳把总指挥部撤出长沙，迁往湘潭。
薛岳的这个部署又被日军破译了，由于第74军是日军的眼中钉，阿南惟畿得知此情报后马上调整部署，命第6师团放弃占领平江，马上南下与第3、4师团一道吃掉第74军。由于从汨罗江到长沙已无险可守，日军的推进速度奇快。
在日军野心勃勃的同时，中国军队的情况却是雪上加霜。第79军从南面赶来，由于长沙市民纷纷南逃，堵塞了道路，致使第79军只有1个师于23日达到长沙，主力则滞留途中。第74军情况也不妙，25日当天，先头部队第57师在行进途中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损失不小。26日拂晓，其第57师在春华山伏击了第3师团的一个大队，取得不错战果。但到了27日，战况急转直下，第57师在春华山，第58师在永安市分别与日军第3师团展开激战，损失异常惨重，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将军不幸阵亡。同时， 第74军的第51师也与日军第6师团展开激烈争夺，很快不支，师长李天霞未获许可就擅自撤退，导致日第6师团直扑永安市，第58师猝不及防，立刻崩溃，败下阵来。如此一来，第57师也自然无法坚守，第74军全线溃败，遭受重创，就连军长王耀武都差点被俘，只带着数名警卫逃脱。
如前所述，此次日军的进展极为顺利和神速，26日夜，日军早渊支队的搜索队就抵达了长沙北郊。此时，我军只有第79军的第98师在此驻守。27日，双方发生激战，战至下午，第98师因伤亡太大而不支，于是只留1个团在长沙市内与日军周旋，主力向西北转移，长沙基本上已失守。薛岳的指挥部也被迫再次南迁。
当晚，暂2军的暂8师匆匆赶到长沙南郊，试图攻击长沙的日军，但被击退。
28日夜，日第3师团向株洲追击，在途中受到暂8师的伏击，损失不小。天亮后，第3师团增援部队赶到，暂8师被迫转移。29日上午，日军占领空城株洲。同日，日军第4师团主力进入长沙城，宣告占领长沙。
日军撤退
日军虽一路杀到长沙，但毕竟没有打过歼灭战。中国军队虽遭受重创，但并未完全失去战斗力，更可贵的是，将士们的抗日决心未减。日军毕竟兵力有限，主力南下后，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两岸，兵力相对单薄。22日，第27集团军下属的第20军就汨罗江以北地区对日军展开了攻击，并取得不错的战果。随后，第4、58及26军纷纷对日军展开扰袭战，战场包括了汨罗江南北两岸。薛岳也及时下令，命第27集团军司令杨森统一指挥第4、20、26、58及从赣北赶来支援的第72军，加上防守洞庭湖东岸的第99军的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日军脆弱的后勤补给线，使日军前方弹药告急。
日军从10月1日起开始主动后撤，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日军弹药不济，无法坚持;二是，宜昌告急(为配合第9战区，中国军队反攻宜昌，围住了日军的第13师团，其中的看点颇多，但本文不作描述了)，必须驰援。百度词条上说，日军是因为完成了战前所制定的目标而主动撤退，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在日军撤退过程中，中国军队给予了坚决的追击，并取得一定的战果，但是日军主力还是于10月9日安然地退到了新墙河以北地区，双方又恢复到了战役前的态势。
战后分析
此战中国军队有诸多失误：
1. 初期判断失误，认为日军只是扫荡大云山，对其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毫无准备，大量兵力陷于大云山中，而使新墙河防线很快失守。
2. 未集中投入兵力，反而逐次投入，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
3. 第6战区反攻宜昌之战值得赞许，但开始得稍晚，而日军对长沙的攻势又进展顺利，以至于在逼迫日军回撤驰援时，长沙已失守而且中国部队大量有生力量已被歼。
相比之下，日军此次则幸运的多：
1. 中国防守新墙河的主力部队被诱往大云山是日军意料之外的收获。
2. 破译了中方的密码，对中国军队的调动了如指掌。
3. 集中使用兵力显现了效果。
当然，笔者必须承认，日军的获胜更主要的是靠实力而非运气，不过运气成分也确实扩大了日军的战果。
对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果，中日双方一如既往地有着巨大的分歧，根据何应钦的《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记录，此役第9战区共歼敌(包括死伤和失踪)41806人。而日方则称毙敌4.5万人(击伤更多)，俘虏4300人，自己仅阵亡1670人，受伤5184人。显然，双方的说法都不可信。不过，此役中国军队损失相当之惨重是中方也承认的，其中较被认可的说法之一是：第9战区伤亡加失踪的总数达7.2万人之多(其中阵亡接近3万人)，而日军此数字应不超过1万人，我们姑且算1万人。按照笔者总结的“2-3，4-5”理论，此役中方兵力是日方的2.8倍，如果伤亡比在4-5倍之间算平手，而此役却高达7.2倍，因此中方惨败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对此结论也无异议。
此役中国有两位将领阵亡：
1. 第10军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
2. 第74军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
另外，第74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战后被以临阵脱逃罪处决，后来发现是个冤案。实情是开战前几天，廖龄奇请假回家省亲并准备结婚，把部队交由副师长张灵甫带领，但在得知日军进攻后就立刻中断行程赶回了部队。不过吃败仗总是要替罪羊的，廖龄奇是最倒霉的一个，但不久后被平反。另外，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因指挥不利被撤职。
从1940初到1941年末，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个：第5军和第74军都基本拼光了。与此对照，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第120师主力第359旅开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粮，而且一种就是4年。就算1944年底，第359旅走出了南泥湾，也不是奔赴抗日前线，而是南下与国民党打了几仗。笔者不禁试问：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什么时候缺少过农民?
在此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更需要的是军人还是农民?
到底是谁在消极抗日呢?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