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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军事教育如何走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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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如何加强军事教育,学习和使用战争规律,把我军训练成为抗日劲旅,这是当时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学习和使用战争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毛泽东看来,学习战争规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着重学习“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另一方面强调要在战争中学习,即“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突破历史的新创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官兵之间相互学习经验、取长补短,对于提高整个部队战斗力的作用不言而喻。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了冬季大练兵的指示,办法就是“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预期目标是“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毛泽东强调了领导骨干在这次大练兵中的责任,倡导要“学习六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这就“改变了以往只练战士不练干部的做法”。

  陕甘宁边区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明确了大练兵的方针,“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尤应以技术为主”。一场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练兵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在大练兵中,358旅创造的练兵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在给华中部队整训的指示中,强调华中部队整训要“以练兵为中心”,“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打破陈规,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次练兵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练兵模式,实行了学用一致的方法,注重吸收打仗的实际经验。一些身经百战的尖兵,熟悉了敌人的战法,在与敌人的交锋中练就了克敌制胜的绝招。“他们的射击环数、投弹米数和刺杀技能,都远远超过其他战士和干部。”比如,掷弹筒连战士刘振福在投弹训练中脱颖而出,投出了62米的好成绩,他也因投弹特长被358旅8团选拔为投弹教官。刘振福到2营介绍了投弹经验之后,全营平均进步了10米。刘振福投弹法随后在全旅推广,不到一个月全旅投弹成绩也提高了10米。据时任8团政治委员余秋里回忆,“从此我们定了一条规矩,不拘一格选人才,凡战术技术过硬的战士,都可以当‘教官’”。这样,一大批射击、投弹、刺杀尖子在这样的练兵中崭露头角。358旅近千名战士、干部在练兵中获得“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等称号。

  在大练兵中,官兵之间在相互启发中研究战法,在集思广益中提升技能,对于推动军事技术革新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比如刺杀训练,教材中原先只有简单的“一、二”“进、退”的日式刺杀动作,后来换成了7个连续动作的苏式刺杀。一些尖兵对此还不满足,“又把我国传统的武术动作揉进刺杀动作里,搞出了‘空中劈刺’‘枪托打击’‘迷眼突刺’等绝招”。再比如投弹技术,教材中原先只有正规的投掷法,由于每个人用力和投掷习惯不同,有些人使用这种投法成绩不佳,但是换成用抡投、左手投投得既远又准,于是总结出投弹的最佳姿势和方法。

  官兵互教的团队学习。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练兵办法,把官兵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经验集中起来,然后在官兵中间推广应用,尖子经验在官兵互教的团队学习中很快得到传播,这样一个人的特长优势就迅速地扩展为全体官兵的特长优势。这实质上是军事教育在走群众路线。358旅的冬训练兵经验,“受到了党中央和联防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练兵要“改变过去少数人包办”“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要“将书本上不合实用的加以删削,而将书本上没有包括的东西(我们的具体经验)加入进去,并且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

  1944年9月26日,毛泽东和贺龙、陈毅、聂荣臻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了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等7项军事技术表演。观看之后,毛泽东对大练兵的成效和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贺龙说:“358旅大练兵的经验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看来部队的训练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实行三大民主,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这种走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为尖兵展露才华提供了舞台,更重要的是为部队提高官兵军事技能提供了源头活水。正如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指出:“这个练兵的群众路线一经提倡,就发现在几十万八路军、新四军中有不少被埋没了的人才。在练兵运动中,每天均有新英雄、新技巧出现,这样就丰富了我们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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