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
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
国军将领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1：4到1：2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全面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1到2：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
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瘫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
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八、日兵至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
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