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冒险到西安，按照中共一直坚持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主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放蒋的方式问题上，张学良不顾周恩来的忠言劝阻，独自决定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来，周恩来曾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同时蒋介石又调重兵威逼驻在陕甘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在这种政治和军事都很严峻的紧张情况下，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主旨就是专为营救张学良而劝蒋：“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信的一开头就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不守诺言的事实：“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指南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针对蒋介石“请假归里”的假把戏，周恩来严正指出他不应回避责任，强烈要求他：“现先生虽在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为了“逼蒋”“撤兵释张、实践诺言”，周恩来进一步“劝蒋”认清违背诺言的严重危害：“一部分主战之将士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最后，周恩来再次表明他个人和中共的坚定立场与明确态度，“逼蒋”说：“来(即周恩来自称)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没有直接答复，但在调集25个师作为所谓的“讨逆军”部署于陕甘的高压态势下，转达了他和谈的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是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