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美国立即向日本宣战。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挂上了太阳旗，日军铁蹄所至，一片白色恐怖。学校均要奉命登记，学生都要学日文。当时郑宜焜和姚守懿就读的之江大学，决定停办内迁。我们抗日心切，不愿做亡国奴，也不愿到大后方去。得到同学中的地下党员龚兆源的动员和帮助，我们决定到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新四军江淮大学学习。
长期在敌占区思想受到压抑的我们，来到根据地呼吸到自由的新鲜空气，怎能不兴高采烈、热情奔放?我们学习革命理论，陈毅、彭雪枫、谭震林等首长都来给我们做报告，谈革命形势。
郑宜焜当时年仅17岁，已经是之江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他学习成绩门门优异，在音乐方面更有独特的天赋。他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石人望口琴队的主力队员，手风琴、口琴、小提琴、吉他、胡琴样样都会。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乐曲，他也会演奏。他还经常参加话剧演出，如在苏联名剧《前线》中，他扮演记者“客里空”，耍花枪、闹玄虚、巧言令色，演得非常生动，活灵活现，受到大家的好评。
在江淮大学，郑宜焜是我们歌咏队的队长兼指挥。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自由空气和热情奔放的革命歌曲，深深地激励着他。那时，江大歌咏队曾排练了许多有一定水平的大合唱，宣传党的政策，激励抗日热情，在军民联欢会上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至今我们仍记忆犹新。江大的歌咏队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小有名气。
参加革命前，郑宜焜是个爱读书的好学生，喜欢音乐、打球，很少过问政治，平时沉默寡言。但是在革命洪流中，他政治上进步很快，生活上能吃苦。记得在仁和集时，他身体很弱，经常生病，跳蚤、虱子咬得他奇痒难忍，抓破后伤痕斑斑，长了脓疮，痛得坐立不安、夜晚睡不着觉。但是他从不叫苦，自己挺着照样学习、工作、教歌。有时为了谱写歌曲，竟彻夜不眠，两眼熬得红红的，第二天照样认真地教 我们唱歌。他乐感特别强，谁唱错半个音符或者思想不集中，他就要停下来纠正，直到完全正确为止。
1942年冬，敌人对淮北解放区进行“扫荡”，组织上决定江大同学暂时回上海“打埋伏”。郑宜焜返回上海后，参加了秘密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积极向亲友们宣传新四军抗日的真情。1943年初夏，因为有同学被捕，郑宜焜和我们一起离家到南京、苏州躲避，逃过了日本宪兵队的搜捕。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个多月，组织上又派人来把我们重新接回根据地。
1943年6月重返根据地后，郑宜焜追求革命理想更为坚定，就像他对待音乐中的音符一样，十分认真，半个音符都不能差，政治上进步很快。
1944年6月，结束了江淮大学学习，郑宜焜被分配到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并入了党。在剧团，他作曲、指挥、演出，只要工作需要，样样都干，干得很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从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他经常带着小提琴到前方、连队，为战士们演出，并收集材料，进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