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斗里成长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以下简称鲁艺分院)学员来自四面八方。除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上海外，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的重庆、桂林等地，以及侨居海外的爱国青年，也跋涉千万里，通过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投奔盐城(新四军重建后的军部所在地，皖南事变后已无法去延安)，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他们到鲁艺分院一穿上新四军的军装，就产生一种革命战士所特有的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使他们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
当时学员大部分住在贫儿院附近的兜率寺，普通班的学员大都住在居民家里。大家睡的都是地铺，自己动手搬些从城墙上拆下来的城砖，上面铺些稻草就是床铺，人多睡得比较挤，每两个平方米要睡三四个人。有一年冬春雨雪较多，地上虽铺稻草，依然潮湿阴冷，不少人生疥疮;夏秋又逢干旱，稻米歉收，粮食来源困难，经常吃玉米糊糊和红高粱，有时还要吃隔年的已经有些发霉的山芋干，很多新来的同志不习惯，吃了流鼻血或便血。领导知道后很关心，及时送医送药，同志之间又互相关怀体贴，大家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生活很艰苦也很战斗化。每天黎明时起床号一响，学员就以敏捷的动作整理好内务，然后集合跑步上操。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有时午夜大家睡得正熟的时候，突然吹号紧急集合，几分钟内要打好背包背上所有的东西行军，因此每晚睡觉前，都要把衣服、鞋、帽及其他物品，放在固定的随时可以摸到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集合或开会时歌声此起彼伏。晚饭后常以分队为单位做集体游戏，每逢周末晚会，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还从这里发现人才。
当时的课堂教学是与艺术实践结合得比较密切的。在抗大5分校附近盖了一个大众剧场，舞台和观众的座位都是用城砖砌的，鲁艺实验剧团和各系师生经常在这里演出。除在剧场演出外有时还到部队、农村和学生中去演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演出了许多剧目：
《皖南一家》，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活动;
《重庆交响乐》，通过一位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遭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群众，挥金如土，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陈毅看后很称赞，并建议将这个戏改名为《重庆二十四小时》;
《惊弓之鸟》，写黄桥战役后国民党顽军溃败的狼狈相;
《王玉凤》，写一位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
《撤退以后》，写军民关系;
《人约黄昏后》，即《月上柳梢头》，写反特斗争;
《反投降》，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罪行。
除戏剧演出外，学音乐的学员常到连队或学生中去教歌;学美术的画墙头画和在街头开抗战画展;学文学的写报道、出墙报、写街头诗。
二、北秦庄突围
1941年6月，军部获悉敌伪军要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的情报后，立即作了反“扫荡”的战斗动员，并把当时集中在盐城的机关、学校疏散。鲁艺分院的师生先撤到盐城以西20多里的黄家巷一带，后来又转移到湖垛乡下，分住在高马等几个村庄。行军途中经过湖垛镇，还在一家饭店的楼上开了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纪念会，黄源介绍了高尔基的生平，国际友人希伯讲了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
不久，华中局和军部也来到湖垛镇附近。领导对鲁艺分院非常关怀，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召集党员领导干部开了几天整顿领导思想作风的会议。会议由新四军宣传部部长钱俊瑞同志主持，鲁艺分院参加者有我和黄源、丘东平、何士德等同志。在第一次会上，新四军政委兼鲁艺分院院长刘少奇作了指示，会议结束时陈毅军长作了总结。这次会后即由黄源代替丘东平任鲁艺分院的教导主任。
7月20日左右，敌人从盐城、上岗向湖垛、建阳一带进攻，那里是水网地带，狡猾的敌人经常乘汽艇来搞突然袭击。当时华中党校、抗大5分校女生队、江淮印刷厂等也随军部转移到这一带，非战斗人员太多，行动很不方便。23日下午，钱俊瑞来传达军部指示说，情况紧急，要鲁艺分院立即疏散，年老体弱的留下继续与军部一起行动，年轻力壮的向敌人侧后方转移，那里有3师7旅的部队在坚持战斗。当时商量决定鲁艺分院分为两队，一队为院部、文学系、美术系的大部和戏剧、音乐系的少数同志，由黄源、何士德负责。二队为戏剧系、音乐系的大部和文学、美术系的少数同志及普通班(因人多分为两个中队)，由 我、丘东平、许晴3人负责，教师有邵惟、章枚、洪藏等。钱俊瑞还宣布，为了加强领导，二队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丘东平、许晴为委员。
当天傍晚，二队即由军部派来的参谋带路，朝东南方向的北秦庄转移。出发前还确定由周占熊、金镛等同志带上仅有的6支枪，组成一个战斗班，行军作前哨，宿营作守卫。行军途中要过一条塘河，河面较宽，只找到一只船来回摆渡，花了近一小时才把队伍渡过河。那时正值三伏，天气闷热异常，加上雨后摸黑行军，走的又是狭窄泥泞的田埂小路，一不小心，就掉到水稻田里。有些人实在走不动，就分配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搀扶着慢慢赶路，因此队伍行进的速度很慢。7月24日凌晨，才到达宿营地北秦庄，同志们大都疲惫不堪，吃罢稀饭洗了脚，一个个躺下就呼呼入睡。我因感冒发烧，吃了药正在发汗。丘东平派鲁军到庄西小桥头放哨，又派欧阳道云(沙惟)去和驻在附近的盐城县政府及主力部队取得联系，要他们发现情况立即通知我们。此时大队的收容队也已到达，丘东平、许晴和我才在屋角的地铺上躺下，还没有入睡，就听到一阵“嘟突嘟突”的响声，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汽艇，再侧耳细听，声音又没有了，分析可能是敌人暂时把马达关闭，而汽艇仍可顺着推力前进。经商量决定还是离开北秦庄为好，于是下达了紧急集合的通知。
鸡叫二遍，行军又开始了。许晴带着几个战斗班和戏剧系的十几位同志走在前面，丘东平走在中间，我和周占熊等在队伍的后面。出庄不远，天空已露出曙光，我们看到正前方远处隐约有一群人在走动，就派人与许晴联系，要他仔细观察后再前进。许晴曾略停片刻，以后又继续向东走，可能他以为前面是自己的部队。走不多远，突然一排枪响，敌人已向队伍冲来，这时什么部署也来不及了。许晴临危不惧，喊了声：“有武器的跟我来!”陆原等3人带3支枪跟着他，凭借一堵土墙阻击敌人，掩护别人突围。子弹打完后他被迫退到河边芦苇丛里，冲过来的敌人发现了他，一枪击中他的头部，许晴壮烈牺牲。我在后边听到枪声，就带战斗班的同志赶上前去，同时叫队伍后退四散隐蔽。我们走到一座小木桥的西头，眼看敌人顺着小路和田埂，端着枪吼叫着，像一群凶恶的野兽一样向西冲来，我和战斗班的同志就伏在河边的坡地上隔河向敌人开枪射击。敌人听到枪声，暂时停顿了一下。我们每支枪只有三五发子弹，子弹一打完，我们就爬进茂密的稻田。北秦庄周围都是种的早稻，这时早稻即将收割，长得很高。敌人冲过桥后，由汉奸翻译向稻田里高喊：“起来，起来，不起来就打死你们!”边喊边用轻机枪向稻田里扫射，尽管子弹在大家身旁直飞，但没有一个站起来的，宁可被打死，也不向敌人屈膝。
战斗班的徐辉，在河东被敌人追到河边，为了不丧失革命气节，他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带枪跳河牺牲。章枚撤退时，敌人已冲来，他急中生智就躺在路边稻田里装死。敌人过来踢了他一脚，他一动也不动，敌人又用枪托打他，还是一动不动，敌人以为他死了，就没有再动他。
就在这时，丘东平来到离北秦庄一里多路的一座小桥旁，沉着地指挥逃出来的同志冲过桥去，向西北方向的张庄转移。不少同志脱险了，丘东平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敌人走后，我与张惠春、欧阳道云等从稻田里爬出来，从群众那里知道附近有主力部队，就直奔张庄，在离张庄不远的桥边，发现了丘东平同志的尸体。
3师7旅20团2营住在张庄，我找到黄营长，请他们派人去寻找鲁艺分院失散的同志，并把已到张庄的同志集中到营部隔壁的祠堂里。接着章枚、洪藏、苏克等也陆续到了张庄，中午时已集中了四五十人。下午我们派苏克等与2营的组织干事和一个战斗班，到北秦庄一带去打扫战场，把牺牲的烈士的尸体就地埋葬。丘东平、许晴两同志的尸体用船运回张庄，大家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开了追悼会。在会上，我要求同志们忍住悲痛振奋精神，以实际行动来为牺牲的丘东平、许晴等革命烈士报仇，大家含着热泪举手宣誓表决心。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丘东平、许晴两位烈士葬在新河庙附近的高地上，安葬完毕刚回到营部，敌人又来袭击张庄，我们就随2营在建湖一带打游击。以后又陆续找到走散的学员二三十人。
刘少奇、陈毅获悉鲁艺分院二队在北秦庄遭受敌人袭击后，第二天即派20团政治处魏主任前来慰问;又派了一个除奸小组到北秦庄一带查处汉奸。
三、鲁工团
8月10日左右，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位于永兴集的3师7旅旅部。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政治部主任郭成柱等同志，都要我们留在7旅。刘少奇知道后，打电话要我把鲁艺分院的全部人员带回军部。一到黄河边上的周门，刘少奇立即接见，详细询问了鲁艺分院二队以及反 “扫荡”中部队和群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他指出：“要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目前这样的战争环境，还不宜办大规模的学校。”
后来，刘少奇给鲁艺分院师生讲话，号召大家继续战斗，为死难烈士报仇。同时也告诉大家，大敌当前，绝不可稍有麻痹。为了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决定将鲁艺分院分散，组成工作团或分配做其他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把鲁艺分院的大部师生组成两个工作团，一个属军政治部，叫军鲁迅文艺工作团。当时军直属的代号叫江淮大队，故又称江淮鲁工团。大部分是文学系和音乐系的同志，团长何士德，教师有贺绿汀、莫璞、邵惟、蒋天佐等。团员有王学冉、鲁军、刘萼、方式听、黄苇、丁达明、刘飞、徐达、干戈、金虹、石岩、杜小霞、白沉、王斯维等。另一个属3师政治部，叫师鲁迅文艺工作团。当时师直属队的代号叫黄河大队，故又称黄河鲁工团。主要是戏剧系和美术系的同志。团长是我，指导员吕冈之(后是毛健)，教师有林珏、章枚、洪藏等。团员有田川、苏克、邱辛等。除分配到军、师鲁工团之外，有一部分学员派回上海做地下工作，还派陈岛和宗政文到苏中，原打算筹组1师鲁工团，后因战争频繁未建成。其他的同志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做文化宣传工作。
军、师鲁工团都经常下部队和到地方为群众演出。军鲁工团偏重于音乐活动，曾演出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九一八大合唱》和由鲁军作词、贺绿汀作曲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等节目。
师鲁工团演出戏剧较多。主要剧目有沙地编导的《人牛太平》，王震之编剧、沙地导演的《冀东起义》，沙地改编导演的《运河边上》和根据阿英的《海国英雄》与《碧血花》改编的古装历史话剧《郑家父子》(是写明末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坚持抗清的英雄故事)等。其中《冀东起义》和《人牛太平》演出场次多、影响较大。1942年春节，师鲁工团门前的春联“冀东起义除旧岁，人牛太平过新年” 被不少群众传抄。演出《郑家父子》时，阿英亲自来指导，并要他的儿子钱毅和女儿钱璎参加演出。
1941年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还演出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话剧《持枪的人》。该剧由沙地导演，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当顾问。在敌后的露天舞台上出现列宁(章枚扮演)和斯大林(沭素扮演)的形象，大家很受鼓舞。演出时正遇强冷空气南下，气候非常寒冷，领导和指战员都坐在露天广场上，坚持看完全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幕活报剧《新四军四周年》，这部戏是由陈毅口述、仇泊和沙地编写的。为编好这部戏，陈毅口述四五次，每次两小时。编排后即在停翅港军部演出。1942年冬，军部获悉敌人要在1943年春对盐阜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为准备反“扫荡”，决定将两个鲁工团暂时分散。我被调回军部并随军部转移到淮南路东，以后又与何士德、莫璞、邵惟等参加新四军第一批去延安的干部队，于1943年1月离开军部去延安。
1943年春季反“扫荡”胜利结束，3师副师长兼盐阜区党委书记张爱萍等领导同志，又将部分原军、师鲁工团的同志集中起来成立文工队。
1944年秋，阿英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五幕古装话剧《李闯王》(又名《闯王进宫》)，由文工队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