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八一三”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从上海一路打到无锡、常州。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沦陷，从12 月26 日开始，我们村子也遭到了日本鬼子的屠杀，有20 多位村民被枪杀了。
我父亲躲在家里不走，我和妈妈、姥姥逃难。我背着姥姥的老衣和要吃的米，逃出村子10 里路以外。第二天就有人送信给我妈妈，说我父亲被杀害了，后来又听说我奶奶被日子鬼子枪杀，身上有6 个弹洞。日本鬼子残杀了我们家两人，家破人亡!而父亲年仅31 岁!我心里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我们家本来就穷，父亲死后，更没有了生活来源，母亲就带我到上海打工。当时我只有10 岁。妈妈是织布工，我还是孩子，就做童工，一天工作12 个小时，发4 角钱工资。后来日本人不让中国人买棉纱，说是“统治”。没有棉纱怎么织布呢?所以工厂就倒闭了。我们就没有饭吃了。我的姨妈是做服装生意的，会几句日语，就和日本鬼子搭上了关系，把日本宪兵部的后勤服装包下来，她再承包给别人，把我招进去了，让我做制服上的配料，比如肩章等等。姨妈家庭矛盾不断。我不愿意在她家待着，就上了夜校，认识了阮正姐姐。她所在的建承中学是比较进步的，她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学校有一批老师、同学已经到浙江参加新四军去了。王君石老师准备带几位同学也去。我听阮正说了，也想去，其实当时对于共产党、国民党、汪精卫什么的并不太懂，只是知道新四军是打日本鬼子的，很多道理是我参军才知道的。当时阮正让我做好出发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走还不能说。
1943 年12 月10 日，阮正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来吧，已经买好票了，就在16 铺码头集中，说你要去，马上就走。我什么都没有带，骑着车就去了，虽然衣服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也没有来的及拿。同行的有王君石老师、阮正、初中生张成华。第二天到宁波转乘到余姚的小火轮，在陆家埠上岸，到达新四军浙东抗日武装三五支队。当时反顽斗争非常激烈。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新四军实行“围剿”“清剿”“追剿”，布下天罗地网。先前去的学生已经牺牲了几位。而我们四位，两位男生还好安排，到教导团去了。我们两位女生，领导表示无法安排。那时斗争残酷，很多新四军女同志有的打埋伏，有的回家了。他们一听我们是上海来的更不敢收留，认为上海女孩儿更娇气。我坚决不回去!我说我不怕苦，阮正也不回去，后来就把她安排当文书，其实她什么工作都要做。我说我会缝纫，有一技之长。当时新四军原来的被服厂被国民党冲散了，人也走了，机器也被抢了，需要这方面的人员。办公室主任说，那你就留在被服厂吧。这样我就留在了陆家埠。
那个阶段最艰苦，没有洋机(缝纫机)，没有缝纫工。我们不敢躲在村里，因为怕村里有汉奸告密。我们十几个人躲在山上，没有吃的，老百姓送给我们一些黄豆。躲了一个星期，吃了一个星期的黄豆。饿了，抓一把黄豆，渴了，喝雪后树叶上化了的雪水，派几个人放哨。
那时哪里有后方、前方之分，到处都在打仗。后来，长沙保卫战打的激烈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兵被调去支援，留下两个保安团，一个八十八团，一个八十九团，新四军趁机把进攻我们的八十八团消灭了，八十九团起义了，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时形势开始好转，被服厂也开始工作了。其实当时只有四位同志。我们白天转移，带着设备，晚上开工。如打埋伏，就把洋机埋伏在老百姓家。我们一般住在庙里。浙江人很迷信，庙很多，山上、山坳里都有，很多庙破破烂烂的。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半年左右。当时领导让我当保管员，我不干，要求缝纫，因为当保管太清闲了。我就当了副组长，管缝纫，自己也有一台洋机。一个组长负责裁剪。每天早晨给工人们布置任务，晚上再把车好的衣服收回来。
浙江盛产土布，再把白土布染成灰色。士兵穿土布，马裤(当时战士穿的大裆裤)，没有口袋，上衣有两个口袋。连以上干部穿细布，像中山装那个式样，上衣四个口袋。战士的服装做起来比较简单。我们规定，一天一个人车十套。夏天天一亮就干，晚上看不见了才收工。
当时，老百姓知道我们打鬼子，都很拥护我们。被服厂也有老师傅，我们付给他一点工资，而我们是供给制。我一边管生产，一边也要完成十套服装的任务。老师傅都说，你不能这样累，会生病的。我认为我年轻，身体好。而且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累点算什么?八十九团起义以后，突然增加了许多战士，他们必须穿新四军的衣服。服装就有点供应不上了。任务重，所以我们必须突击，每天每人十套也不够了。1944 年下半年形势开始好转，我要管30多部洋机，每天都非常累。
1945 年5 月，我被评为浙东军区后勤劳动英雄。表彰我的会刚开完，就开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了。就在这个大会上，我晕倒了，一是因为太劳累，二是患上了肺结核。阮正当时在浙东银行工作，她安排我住下。我不清醒，脸也肿，腿也肿的老粗老粗的。当时形势还是很紧张，部队要北撤，要把抗币收回来，把物资处理了，因为物资带不走，抗币收回来要赶紧烧掉。我在那里当然不行，领导就找了两个民工，把我抬到我住的地方。当时，我住的地方人也遣散的差不多了。领导很照顾我，说我是骨干。他们把我们的便服准备出来，让我换上，介绍信缝在衣服边上，还给我十块银元、100 万法币。我就都藏在腰里。那时我一步也走不动，天天发烧，两个民工用轿子抬我走。到钱塘江边后，很巧，山东一条大船来这里运东西。
山东当时比较穷，需要步枪、弹药、棉花等，船已经装好了，还可以装人。我就上船了。正好是9 月份，碰上台风，刮了三天三夜，又把我们吹回到钱塘江边。但是还是得走啊。又把我们刮到一个小岛上，风更大。这还是一艘比较大的船，有5 个帆。船被台风吹得“嘎嘎嘎”响。船老大告诉我，真怕台风把船打碎了。他跪在船头那里说：“老天爷，我50 多岁了，但是船上这么多小伙子还都那么年轻，保佑我们平安吧。”最后舵打碎了，船就随风漂，漂到了浦东。在那里碰上游击队长，他赶紧装了两条商船，让我们上去，还配了几位战士，说不能在这里停留，让我们赶紧走。我们就坐这个船到了苏北，又到东台集合，最后到了如皋县城。
集中时，三五支队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了，因为部队是一边走一边打，牺牲不少人，也走散一些人。我碰到了阮正，她的鞋都走丢了。我赶紧给她一块银元让她去买鞋。部队要出发了，我跟不上部队，我就说我学习吧，就在雪枫大学上学。后来雪枫大学建立了一个女生队，我是副队长。她们合影时我不在，因为我生病，所以女生队的照片没有我，她们送给我一张。
后来让我去了直属部队的休养所休养。我记得还有一位部长与我同行，他的肺部切除四分之三。我是坐在独轮车上被民工推着走，民工说，你们走到天边我们跟到天边，真是很感动。我每天都发低烧，也没有药。晚上走，白天就在太阳底下晒，觉得很舒服，这样过了大约两个月左右。
在新四军中，我生命最危险的时刻就这样两次：一次是台风，还有一次就是患病。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大资本家纪振纲——陈毅说他是民族资本家，他是很爱国的，他老婆也是很爱国的。纪振纲是真的帮助新四军啊，1938 年新四军东进，韦岗战斗后，陈毅要带队伍走了。那时马上到冬天了，没有棉衣，纪振纲的老婆带领全家和员工全力以赴支援新四军，买灰土布做棉背心。南方有棉背心也就可以过冬了。他家里有武库，纪振纲把武库的武器都借给我们了。他确实是爱国人士。
一师分会 温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