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我由清河专署到广北行署接替魏仲三任粮秣科长。这时广北工作已有了较好的基础，已设立了财政科、粮秣科。当时，粮食工作就是向各村要粮食，党组织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从北隋、牛庄上西北至高、劳、商，北至丁家、大小宋——九区和六区这一带土地不错，县区工作人员和经常住在那里的三支队司令部，吃穿都是靠这一带供应的，一直到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时，广北还运出去很多粮食。所以，尽管广北盐碱地那么多，但他们在粮食供应上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广北粮食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主要是党组织对这个工作非常重视。一开粮食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张力群、县长门金甲都亲自到会讲话。
我刚到广北时，征粮方法是实行摊派，即县区分下一个数去，再由各村长分到户。通过实践，发现这种办法很不合理。因为当时我们的政权还不是很巩固，富户权势大，粮食往往摊派到穷人身上。所以，征粮办法就改成“甲、乙两种合理负担”。历史上沿用的国民党的征粮办法，是按银两负担制。这种制度是把土地划成等级，折算成银两，有多少银两的地，就征多少银两的粮。这种按地摊派的办法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并不合理。因为过去地主买穷人的地，光买地不买银两，即光要你的地，不要你地上带的税。穷人等钱花，只好留下“银两”把地卖了。所以按银两征粮，实际上对富户有利，时间不长我们就废除了按银两负担制。
我们党的政策是抗日活动“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征粮办法改成实行“乙种合理负担”。就是选出评委会，划分地段，评议地质，丈量土地，按地亩数和地的质量拿粮。为了评得准确，我们找上一些老农参加，工作搞得很细致。以后觉得这种办法还是不符合“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方针，便又改成“甲种合理负担”。这种办法也叫“累进法”。比方一亩地拿五斤粮食，二亩地就拿拾伍斤，三亩地就要拿三十斤，即地越多的，每亩地拿的粮就越多。这个办法穷人都很赞成，地主、富农虽然很不满意，但因为这种办法合乎情理，又加上我们的军队驻在那里，他们只好往外拿粮。1942年，我们主要是吃面食，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就开始吃小米和白高粱米窝窝头了。在广北从来没有为吃饭紧张过，最次的生活是七成高粱三成豆子蒸的窝窝头，总之，没有记得在广北挨过饿。
边缘地区土地比较好，但离敌人据点近，如六区靠小清河，离蒲台也很近，敌我双方围绕粮食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我们在这些地方主要是采取武装征粮的办法。我和三支队特务营很熟，每年都要靠他们配合去边缘区征粮。
在边缘区能征到粮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群众基础。虽然这一带的村长都是两面的，既应付我们也应付敌人，但基本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斗争比较尖锐的是九区，靠近三里庄，再就是六区南部。有一次我只身带一支短枪上丁庄去，见到村长有些慌张，脸色不对，那时自己年轻，也不在乎。他们把我领到一个地方，好好招待了一番。打下三里庄以后他们才告诉我，那一次成建基的七八个人就在村公所吃饭!
粮食征上来一是供应咱们的工作人员，二是供应部队和各群众团体。那时规定区县工作人员每人一天二斤或二斤半粮食，大多是小青年，又没有多少菜吃，光吃干粮一顿能吃一斤多。财政、粮食制度都很严格，按人头发给粮票，一般不准超过，不够了可以再加，节余了要上交。部队群众团体用了粮食就开条子盖章，以后村长拿条子到区里算账。此外，征收的粮食还供民伕用，如挖抗日沟的民工，是由公家拨给粮食，再就是上调专署，供应区党委机关和部队，由咱们负责组织民工送去。
县里粮食机构的设置，先叫粮秣科，后改为粮食科。区和各村都有粮秣员。工作上除受县委、县府领导以外，还受清河专署粮食科领导。为了加强粮食的保藏，县里在黄家、北隋、牛庄、西庞家等村设了粮库，基本上每个区都有。每个库有三四个人专门负责，有粮库主任、会计。叫粮库实际上并没有仓库，粮食分散存放在各户，由村粮秣员负责，需要调粮食时，就告诉各村的粮秣员。这样，在恶劣的环境下，可以防止敌人的破坏。“粮库”也是流动的，粮秣员背着账本，这里窜那里跑。
粮秣科的任务除征粮外，还有组织大生产和积极配合反“扫荡”。得到敌人“扫荡”的情报后，我们就组织群众搞“坚壁清野”，把重要的物资埋藏起来，实际主要是藏粮食，使敌人来了吃不上饭。敌人走了以后，我们再挖出来。这是与敌人斗争的重要手段，也是全党性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向群众要粮也不是无限的。一百个人养活一到两个兵，这样群众交粮任务不算重。像马家屋﹑万儿庄﹑燕儿口，这里群众生活很苦，老百姓吃黄须菜种子，我们一般不征他们的粮食。时、谭、武、杜、张、高、劳、商和油郭、辛集一带生活比较好，征粮就多一些。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广北人民的贡献，我们没有在粮食问题上犯过愁，这对我们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