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王君，1923年8月出生，江苏盐城人，1940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历任阜宁县独立团班长，解放军44军130师389团2营8连班长、排长、副连长、志愿军某部389团炮兵营参谋长等职。
我的革命生涯是从传递情报开始的。那是1932年，我刚刚9岁，村里的一个女地下党，名字记不清了，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可敌人封锁得很严密，女地下党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把情报送出去，这个时候她找到我，希望我传递情报。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甚至是当地土匪，对小孩子都不当回事，没有什么防备，地下党就想办法让小孩子传递情报，再取回回信。我出色完成了此次传递情报任务，回到村里还成为了娃头。
此后，我多次帮女地下党传递情报，一直到17岁那年夏天，女地下党要去上海，而我也想参军入伍。福利县班河区四区长杨衍农说我年龄不够，希望女地下党临行前接收我。女地下党就问我是否愿意跟她一起去上海，我那个时候太小，怕一出去就回不了家，便没有答应。杨区长无奈之下先把我安排在马集镇的游击队当通信员，两个月后转到县独立团任班长，半年后大部队来征新兵，我就转到了正规的部队。
入伍头两年，我随部队在江苏东海边一带和日军‘转圈子’，打游击，1944年冬就转到东北和日军作战。在5年多的抗日历程中，有两次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次发生在1944年冬，天上飘着大雪，我所在的部队在辽宁高山台攻打山头上日军碉堡时，被外围的伪军夹击，一个连被困在半山腰，上不去下不来，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上级派人往阵地上送信，送了3次牺牲了两人、负伤一人，情报一直送不上去。看到情况越来越危急，我作为通信连的排长，自告奋勇向被围部队送信。送信途中，敌人火力疯狂向我射击，此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脑子里一直想着一定要把信送到。我发挥自身个子瘦小、行动轻便优势，利用地形掩护，穿过一道道火力封锁，成功将信送到阵地，并抱起一挺轻机枪和战友们一起投入战斗，最终炸掉了敌人的碉堡，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胸部、头部、右臂均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但也荣立了大功。
另一次是经历日军毒气战。1945年夏，我们打到了吉林省四平市。当时我在侦察通信连担任侦察敌情的任务。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日军采用的是毒气战，经过侦察发现日本兵都戴着防毒面具，城里的许多群众上吐下泻，才意识到情况复杂，立即将敌情向上级汇报。师部迅即组织优势兵力冲入城内，日军原以为依靠毒气战已经把城中的中国军民消灭掉了，没有防备我军的进攻，被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得节节败退。这时毒气的威力已经减弱，战士们边追击日军，边采取相应措施抢救老百姓、掩埋尸体，防止毒气引发传染病。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部队从东北一直南下到广州，参加了解放华中地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立功。1950年，我到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放弃了分配在国内部队的机会，主动赴朝鲜参战，在志愿军某部389团炮兵营任营参谋长，屡建新功。
峥嵘的岁月总是让人难忘，我至今仍保存有一件大尉军衔的上衣，上面别着“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等6枚奖章，还有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立功证明书、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奖章证书、一封盖着志愿军130师389团政治处方印的功绩介绍信，每每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那弥漫的硝烟，想起可亲可敬的战友。
比起牺牲的战友们，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幸运多了、幸福多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无比满足，同时也想告诉年轻的一代人，要多了解中国的抗战历史，勿忘国耻，发愤图强，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韩申国、孙彬、孙金涛、褚桂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