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本侵略者以重兵发动浙赣战争，凶焰延烧浙江腹地，我的家乡浦江县一年间沦陷敌手两次，敌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与地方势力的各种游击队，也风起云涌，烽烟四起。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除会稽山的一支在金华、义乌、浦江、兰溪一带作战、人枪约有一个中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以外，其余大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及地主武装、土匪流寇。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所辖88军负责收编杂牌军，组建钱江南岸(浙东)抗敌自卫别动军，拨给少量军饷武器，听候调用。
钱南军第1支队由浦江籍旧军人楼允文任司令，楼是黄埔三期生，曾任团职军官，尚有爱国思想，与黄长波相识。黄长波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隐居家乡多年，失去组织关系。他受中共金衢特委、东阳中心县委王平夷、马丁、蒋明达、张凡等人指派，担任1支队政治部主任。新的番号为1支队8大队，由民主人士吴山民任顾问，季鸿业任大队长，王平夷为政委，政治上保持独立。
钱南军1支队建制为八个大队，一共一千几百人枪。只有8大队是真正的人民武装，坚决抗日，其余七个大队，都是心怀异志、争权夺利的军阀和土匪。例如2大队的洪邦基，原是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七分校骑兵科毕业，曾在王耀武的74军骑兵营任参谋。因在对日作战中负伤，王耀武军转移，他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被钱南军收容，委任为1支队2大队大队长黄忠精的副手。黄是行伍出身，洪邦基哪里会把他放在眼里?两人貌合神离。不久，洪邦基怂恿黄忠精脱离钱南军独立，与国民党县政府合作，成立县抗敌自卫总队，洪、黄并称“总队长”或“司令”。
3大队大队长陈凤飞，是国民党特务出身的流氓，平日到处敲诈勒索，欺压良民，奸淫妇女，称霸一方。他窥见洪、黄二人同床异梦，就挑拨离间，与洪合谋在酒席上枪杀黄忠精，陈分得大部分武器，洪则把收编人员改组为抗敌自卫总队，成为全县最有实力的新军阀。陈凤飞也怕被8大队消灭，又怕被洪吃掉，转投伪政权，认贼为父，拜在伪县长张三和门下，当上了伪警察局长。不久，他下乡办案时被8大队击毙。
洪邦基在上海君毅中学读书时，与当时在震旦大学上学的黄长波有过联系。君毅中学是为纪念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张君毅而设，校内有中共地下组织活动，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即为化学教师，中共早期党员(后变节脱党)，洪邦基深受影响，一度有进步倾向，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过小学公民课代课教员。当时笔者尚在上小学，曾在课堂上听他宣传上海的革命斗争故事，如“牛兰事件”、“陈独秀与儿子陈乔年、陈延年”等等，有声有色。
钱南军1支队分化瓦解，楼允文出走淞沪之后，黄长波应洪邦基之邀去洪部任政治指导员。黄是接受党的布置，前去争取洪与8大队合作抗日，至少保持中立，不反共。与黄长波同去洪部工作的，还有8大队政工干部鲍志俊等二人，都担任了上尉参谋职务，负责自卫总队队部日常事务。由于黄长波的工作，洪部情况有所变化，与8大队之间保持“枪口对敌伪”的稳定关系，抗日活动比较积极主动，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大为减少。但国民党的县流亡政府怕洪部“赤化”，危及自己，不断阻止洪邦基转向，对他威胁利诱，县长还向他许诺：“只要消灭8大队，我们一定保举你平升三级，到专署、省行署里当个更大的官。你是黄埔军校正途出身，拼个金底板(将军领章)没有问题!”洪邦基官瘾大发，下决心反共。
东乡有一位开明士绅，家境殷实，对于抗日救国的事一向支持，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洪邦基以派爱国捐款的名目，向他勒索5000银元。那人实在拿不出，只得请黄长波出面，要求减一部分。黄长波找到洪邦基，宣讲政策，晓以利害，洪邦基听不进去。黄长波劝他不要贪图眼前利益，迷失方向。洪邦基闻言勃然大怒，拍桌咆哮：“红帽子你戴，我再也不戴了!”说完，拔脚要走，黄上前拦阻，洪邦基伸手一拳，打在黄脸上，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摔得粉碎。黄忍痛苦口婆心劝导，望他悬崖勒马，不要失足。可洪邦基反共已铁了心，头也不回，早已骑马跑远了。
黄长波还想挽回局面，一个月后，全县各游击队武装力量为应对敌军“清剿”举行联防会议，他还是抱病赴会。会上洪邦基虽然出席，一同吃了午饭的酒席，但不打照面，黄长波忍辱负重，几次含笑上前说话，他都避开。见洪邦基如此绝情，他深感自己心劳力拙而前功尽弃，不禁潸然泪下。开会回家当晚，他忽觉胸腹剧痛，吐血数口，竟于黎明气绝身亡。
事后舆论沸腾，不少人怀疑是洪邦基下毒暗害，也有人说是县政府派特务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