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要科译电员作战密码经常更换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被分配到边区纵队，在电台学习报务。我们的台长是秦华理，解放后曾任南京电信学院政委。秦华理解放后也回访过通江，每一次来通江都要专门来看我。通过几个月学习后我调到机要科当译电员，由于是作战密码，要经常更换，我们也就要经常重新记忆那些枯燥的数字，一组4个数字对应一个汉字，我们把收到的数字信号翻译成文字，必须要准确，做到万无一失。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1942年。
1942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陆军中学学习。当时我们1000多人分成9个队，在纵队战士的护送下和沿途接应部队的策应下，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穿越了铁路、公路和汾河三道封锁线，基本上都是白天隐蔽，晚上行军。曾经一个晚上行军180华里，整个晚上都在急行军，一路放小跑，但没有一个人掉队。
到了延安，贺龙还给我们讲了话，并给我们每个学员一人发了一把锄头，要我们边学习边生产。我们的营房、教室、操场都是自己修建的。在当时的学员中，我算是年龄较大的了，所以我当了一个班的班长。我们在西华池豹子川一带搞大生产运动。白天开荒种地，晚上学习各种课程。我曾经一天开过3亩荒地，全靠一锄一锄挖出来的，种上小米。当看到一车车我们自己种出的粮食送到前线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就像不知道疲倦一样，每一个人白天劳动时都是光着膀子干，汗水太多，衣服经不住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调回129师政治部在后勤处保卫科工作。1946年，部队南下时，我调到济南一兵工厂任政治指导员。我们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和炮弹。每出厂一批手榴弹和炮弹都要进行试爆。在一次在试爆手榴弹时，我才把弦一拉开，手榴弹刚扔出去，还没飞远就爆炸了，我只听到轰的一声，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听医院里的医生说，我送到医院时，浑身都是血，到处都是洞，右胸膛有一个大洞，从外边都可以看到肺叶在跳动。都说我命大，手榴弹在那么近的地方爆炸都没有去见马克思。说真的，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的最大危险。我一直都在机关工作，没有上过前线，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没有经历过九死一生，一直都是安安稳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