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抗日杀奸团”
我在天津的住家楼房算上地下共有四层，最高一层只有一间屋子，外面是个大凉台，通常是夏天晚饭后，大家才会去阳台乘凉，秋冬之季谁也不去四楼。一九三七年年底，哥哥与表哥常常不在家中，问他们也不说，神神秘秘的，于是我就长了心眼想弄明白。
有一天我悄悄地跑上四楼那间独屋，进门就看见房间里堆着一些纸张、油印机、蜡纸等物，哥哥和表哥在里面不知道忙活什么，他们见我进来便告诉我：“这是油印抗日的传单、杂志等等材料”，然后递我一本订好的薄薄册子，那封面印着醒目的两个艺术体大字--“怒吼”，我瞬间就明白了哥哥他们在做什么。
年轻时候的孙惠书
他们发现瞒不住我，便嘱咐我不要声张，并介绍我参加“抗日杀奸团”，让我找几个要好的、有爱国心的同学一起参加，于是我就将平常处的比较好的冯健美、张同珍(后来祝宗梁的妻子)、夏志德拉进了抗团。
那时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跟现在的闺蜜死党一样亲密无间，抗战爆发后，我们四个人更是团结无间。天津沦陷后，学校课程中加了日文课，我们便带头旷课，以此方式作为抵抗和反教育。在入抗团之前，我们四人就曾商量以后找机会到抗日前线去救护伤员，为抗战效力，还买了护理的书，在张同珍的家里用绷带实际操作演练。
加入抗团后，哥哥给我们介绍了抗团的得力干将孙大成(后改名为孙若愚)，认识以后，孙大成便开始约我们个别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外呼是抗日是危险的，要有无畏的牺牲精神等语。于是，我们四个人便由孙大成领导，他是大组长，张同珍则是我们四个人的小组长。
后来孙大成带领我们参加了宣誓会，那天我们跟着他骑车走到一个根本不知何处的，一个有玻璃大窗的大屋子里，屋子里有许多不认识的青年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宣誓，宣誓的誓词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哥哥帮我们介绍入抗团后，也算圆了我们抗日报国的梦。
一天，天黑不久，哥哥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来，只见他脸色煞白，握着他的手还有些颤抖。我问他怎么啦?他说他们刚干掉了一个大汉奸，那个汉奸参加完酒宴，一出门就被哥哥和祝宗梁用枪干掉了!
难怪会这么紧张，原来是第一次杀汉奸，说白了就是杀人!
可笑的是，第二天媒体一报道便有人传开了，说开枪的人脸特别白，现在日本人正在满城“逮白脸”呢!
参加抗团第一次任务
不久，孙大成给我们四人安排了一项任务。
为了抗日行动便于开展，孙大成让我们分别调查法租界的地理分布情况，比如大街小巷的排布，何处通大道，何处死胡同等，并让我们画个图示给他。
这可难坏了我们四人，那么大的法租界怎么调查?幸好我家住在法国公园后面，我常常穿过公园回家，想起公园内有个玻璃框架布告牌，里面镶着法租界的地图。一天傍黑，我们四人就跑到公园外面，由四人中个子最小的同珍钻进铁栏杆，我们三个分别在不同的方向放哨。同珍用准备好的玻璃刀划了几刀，但玻璃并未落下，同珍急了，用拳头砸碎玻璃，将地图扯下，再又从铁栏杆钻出。这时便听到巡捕大声喊：“什么人?”于是我们四人散开，从不同道路跑回我家，回到家将同珍的手包紮好，把破碎的地图粘起来，第一次任务便在有惊无险中完成了。
刺杀大汉奸程锡庚
程锡庚是当年日本侵华时天津的储备银行经理，是个大汉奸。早在行动以前，孙大成拿起一把左轮手枪让我倆试试开枪，我拿起左轮手枪，感觉很重，怎么也端不平，用两个手握住也勾不动扳机。那时我只不过十五岁，大成失望地说：如果是女孩子去打汉奸，影响会更大，可惜你们不行。
当年的大光明电影院
一天周末，有消息传来说程锡庚去了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于是我们分成三小组行动起来。我们分头骑车赶到，我和袁汉俊一起在三楼，准备和健美用身上带的炸炮为现场制造混乱做准备，便于行动后离开。
当时的大光明影院没有一楼，进门就上几阶楼梯，再拐上去有个休息处，进门就是正式影厅了，再上去便是三楼，就是影院的楼上座位。因为不知道程锡庚坐在何处，于是电影开始时，祝宗梁就请影院的工作人员在银幕的一侧打出“程经理外找”的字幕。据说程当时看到字幕就站起来了，但被他旁边的太太按下去。说也巧，坐在程后面隔一排的就是祝宗梁，于是枪响了，程锡庚当场毙命。
我还要扔炸炮制造混乱。谁知那自制的圆滚滚大炸炮摔出去居然没响，我顾不得其他，马上用力踩，踩了好几次也没响，我只好放弃往外走。
当我冲下二楼转到与地面中间的拐角四方处时，见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手脚趴在地上，身边全是血迹，我从他身上匆匆迈过去，心里很慌。
当我跑到影院出口时，见那巡捕(中国人)滑剌剌地拉抢栓，但他们只是拉枪栓，并没有对我们动手，我猜想他们也是有意放我离开。我骑车回到指定地点时，警报器才呜呜地响起来，因我在影院三楼，又是踩炸炮耽误时间，所以最后一个到达。大家见我安全了以后才放下心，我当时看到宗梁的手破了，说是被那外国人拦腰抱住，二人挣扎着从楼梯滚下，此时汉俊赶到，给那管闲事的白人一枪，宗梁才得以脱身，二人搏斗时宗梁被那人咬了一口。
杀程事件以后，天津抗团起了大变化。因涉及外国人的命案，引起了国际交涉，于是，所有参加程案的伙伴(加上沈栋)都乘船到香港转重庆。我本来也想一起走，但被母亲和伯父拦阻，仍滞留天津。这年天津发大水，水淹至我家二层楼，等水退下，母亲才带着我，在世交朋友许大纯兄的帮助下，离开了天津去重庆。这时天津抗日活动也因英、法工部局的加紧防范，行动困难，逐渐转到了北平。
程案以后，汉俊去重庆大学读土木工程系，我随母亲离津去重庆时转道香港，等待飞往重庆去找父亲。在香港的半年时间，汉俊与我是常常通信，他在信中还说他身在读书，心仍在抗日的话。1941年的后半年，袁汉俊放弃学业，从重庆来到成都，和往日的抗团同志一起来家里来看我。看到往日熟悉的伙伴出现在眼前，高兴之情，无以言状。没几天他返回重庆，自此再也无汉俊的消息，后来就传来了他牺牲的噩耗。我和他生死之别已60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心中常常想念起他。
抗战胜利时我在成都，胜利消息传来时，成都百姓高兴坏了，很多人不管人不认识都相拥而庆，很多人哭得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