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湖南道县和广西全州县的湘江两岸地区,湘江战役爆发。
此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红军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1月,已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遂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以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组成“追剿”军紧紧追击,以桂军、粤军共9个师在湘江两岸进行封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国民党军虽然调集了25个师的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这些部队派系林立、各有其主,各打各的算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调动之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或一路,变被动为主动。但博古、李德等人拒绝采纳这些正确建议,一味要求中央红军避战西进,丧失了可能在湘南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部的有利战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强渡湘江的命令。
为了迅速渡江摆脱危局,中央红军主力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11月27、28日,红1、红3军团各一部抢在国民党军之前赶到湘江边并成功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设起5座浮桥。红5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等地区,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此时,中央军委纵队已进至文市、桂岩一带,距离红军控制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中央军委纵队行军速度极为缓慢。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用了4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这不仅丧失了有利的渡河时机,而且使负责掩护渡江的红军各部队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致使各路红军都陷入了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险境,战况惨烈,牺牲惨重。
11月28日凌晨,国民党军从兴安、全州两处南北对进,向红军先头部队发起猛攻,企图封闭渡口;敌航空队则将红军架设的浮桥全部炸断,并向正往江边运动的红军部队狂轰滥炸,双方展开激烈交战。
11月30日,坚守界首以南高地的红10团,一天之内牺牲了两任团长;向江边运动的部队,在敌机猛烈轰炸下成片倒下。同一天,红军滞留于江东的部队和机关人员与掩护部队失去联系,各自为战,伤亡惨重。
12月1日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当天凌晨,中共中央在两个小时内连续发出两份急电,命令确保西进之路在我手中,全力阻击进攻之敌。电报强调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搏杀。由于夜间修复的浮桥再次被炸断,未渡江的红军被迫涉水而过,追至江边的敌军则向江中猛烈扫射,红军官兵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并于12月3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
在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后,国民党军完全封锁了渡口,担负后卫的红34师和红18团及大批失散人员被截于江东,大部战死。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整师整团的遭受损失。红34师政治委员程翠林作战中英勇牺牲,师长陈树湘率部队突围时重伤被俘,誓死不当俘虏,从腹部伤口中掏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红军将士英勇的献身精神,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
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一严重失利,是“左”倾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错误路线的失败。
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忆中指出:“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由此以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彻底破产的重要标志,它为之后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和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