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宣传抗日为己任，同时沿途继续弘扬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宗旨，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土地革命向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实现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救亡宣传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下简称先遣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主力红军长征前从中央苏区派出的一支实施战略机动的部队。1934年7月7日，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福建进军，穿越闽浙边境，一度攻打福州，经浙西、皖南和赣北，10月底回到闽浙赣苏区。11月18日，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合编成的红十军团，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分两路北上浙西、皖南，到1935年1月底在怀玉山失败。
先遣队以宣传抗日为己任，同时沿途继续弘扬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宗旨，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土地革命向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实现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救亡宣传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抗日宣传和土地革命，以期增加党史界对土地革命史的学术认知。
一、先遣队的作用
中共中央决策层赋予先遣队明确的抗日宣传任务。1934年7月，中央书记处、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训令红七军团：先遣队要“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①中央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1934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7月5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指出：因为“福建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南的首先的目的物，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的活动是很大的加紧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步骤不仅是侵入华南的第一着，而且是以后直接武力干涉中国苏维埃的准备”，所以，“七军团在那里的积极的行动，闽、浙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敌人在该地区单个部队之消灭，以及浙皖赣闽边新苏区之建立，将给敌人的后方以最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的变更”。这说明在中央决策层心目中，先遣队的战略机动应该做到抗日民族解放的长远任务与土地革命现实任务的有机统一。为此，中央要求先遣队应“在党的澈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组织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扩大与提高福建、浙江及一切自己行动及其周围的区域中的群众的反日斗争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宣传“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政治口号，所到之处“必须最广大的组织群众的反日反帝的组织，抗日会、反帝同盟、民族自卫会等名义的组织均可利用，最主要的是要保证这些团体有通俗明了澈底的反日纲领，并在这些团体内部的无产阶级的骨干和领导，同时要能吸引群众积极的参加反日的行动”。具体而言，中央要求先遣队“最坚决与无情的对付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先锋与走狗，日本浪人、侦探、汉奸，没收一切日本铺子、专卖日货的商店，及大商店中的日货，并把它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居民”，但要注意“不要使我们与小商人的关系恶化起来，斗争的锐锋应该对着日本的企业，专贩日货的奸商及大商人”①《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年7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7页。。7月26日，中央秘密通知要求先遣队行军沿途的各级党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的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彻底抗日的政策”。②中央秘密通知(不列号)：《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1934年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4-35页。党组织应配合先遣队组织群众性抗日运动，“组织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广大的群众运动，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组织抗日会等一切群众的抗日团体与抗日义勇军等一切群众的抗日武装，来推动与开展群众的抗日行动”，特别是“应该抓住适合于当时当地群众情绪与群众已经了解和痛恨的国民党通车通邮，就地直接交涉等等事件，去组织包含极广大的各种不同的阶层的行动”。③中央秘密通知(不列号)：《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1934年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4-35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接受《红色中华》记者采访时表示：先遣队的“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④《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中革军委关于八一节的命令指出：先遣队北上抗日，“为的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的先遣队现已出动到了国民党军队深远的后方，并且已经缴获了日本帝国主义供给国民党军队来进攻我们的大批军火”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八一节给全国工农红军的命令》(1934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动员与组织向白军士兵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宣传运动，提高士兵对国民党党国的愤恨，使他们更加了解党、珍惜苏维埃红军，争取与组织白军士兵变更到红军中来，进行种种的抗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⑥《总政治部关于拥护红军抗日先遣队对白军士兵宣传运动的指示》(1934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3页。总政治部下发的政治教材也指出先遣队的行动，是要“证明给全中国的民众看，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⑦《总政治部关于拥护红军抗日先遣队对白军士兵宣传运动的指示》(1934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3页。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福建，不仅是侵入中国南方的第一步，而且是准备直接干涉中国苏维埃的重要步骤”，因此“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福建的胜利，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福建与准备干涉中国苏维埃的有力回答”。①《总政治部(政治教材)关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8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9页。8月14日，中央局号召白区党组织积极配合先遣队的行动，指出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意义，在于“以具体事实和战斗的行动，粉碎国民党法西斯蒂所谓‘红军捣乱后方’、‘中国无力抗日’等的无耻的武断宣传”②《中央局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行动给白区党的信》(1934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2页。，通过开展抗日群众运动，“把广大的群众组织在各种反日团体之中”，特别是“抓住群众已经了解的事件，去组织最广泛的不同的阶层的抗日行动”，同时组织群众的抗日武装，“在抗日旗帜之下去团结群众，武装群众，组织各界的义勇军，游击队，武装自卫队等，以开展具体的抗日行动”③《中央局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行动给白区党的信》(1934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2页。。8月16日《斗争》杂志的一篇文章阐述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文章指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土地革命的产儿。继承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而发展的土地革命，也为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创造了巩固的根据地苏维埃区域，和强有力的主力军红军”，因此先遣队的行动“告诉了一切真正愿意抗日的人们，应当赞助土地革命，应当拥护土地革命，应当反对那些反对和阻碍土地革命的人，这些人实际上是反对反日反帝斗争的汉奸卖国贼”④《使红军抗日先遣队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1934年8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刘英同志回忆：中共中央希望先遣队“应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起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担“在党的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进行各种各色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军事政治任务，从而在行动中“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⑤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1940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218页。先遣队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层的上述精神，积极承担起向全中国工农群众，特别是中央苏区外围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广大工农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宗旨和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政治任务。1934年7月15日，先遣队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民众的总动员，武装全中国民众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收复中国的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驱逐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号召全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为抗日的战费;普遍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49页。先遣队还发布告农民书，号召广大贫苦农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别动队，夺取你们所看到的枪炮来武装自己，武装保卫福建”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11月25日，先遣队发布布告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攻我福建，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中国的土地民众给日本”，因此“我们这个队伍现在的紧急任务就是北上抗日”。⑧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布告：《关于抗日的目的及欢迎穷人当红军》 (1934年11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总之，正如粟裕大将在回忆中所指出的，先遣队的行动“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①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二、先遣队的土地革命实践
在坚决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抗日宣传任务的同时，先遣队还继续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宗旨，沿途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指出：先遣队应“根据党的澈底的土地革命政纲之上，宣传、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的一切斗争，从抗租抗税分粮直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将其平均分配给农民与建立革命政权，用一切力量将农民的斗争提高到苏维埃的土地革命的高点，武装工农，发展游击战争，并尽量给现有的游击队以政治及组织上的帮助和领导，使之发展成为正式的红军及转变游击区为巩固的苏区”②《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年7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6-28页。。在此基础上，应“广大的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猛烈扩大红军，广泛的繁殖新的游击队，创立在浙皖闽赣边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要“最积极的进行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没收与分配地主的粮食衣物，焚毁田契，没收与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最坚决的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的政权及武装，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农民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并经过这些临时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总之，要“积极的发展与提高农民的革命斗争与革命组织”，使之“成为革命政权及赤色游击队的基础”。土地革命应该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应该依靠在雇农和贫农身上，联合中农，与坚决的反对富农，特别应该加强在雇农中工作并组织他们单个的阶级的组织”③《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年7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6-28页。。8月14日，中央局号召白区党组织积极配合先遣队的行动，要求“用最大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把民族革命战争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特别要抓住救济灾荒，去发动群众不交一文捐税，不交一粒谷给汉奸卖国贼国民党豪绅地主作进攻中国工农红军阻止工农抗日的经费，没收汉奸豪绅地主的土地房子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与移作抗日经费”④《中央局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行动给白区党的信》(1934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4、64-65页。。具体而言，福建党组织“应以统一全省各地汹涌着的游击战争为第一个任务，使游击队在当地党的坚强领导下，以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能迅速由福建开拔北上”。浙江党组织要“把现在开展着自发的灾民饥民农民斗争，争取在党的领导之下”。⑤《中央局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行动给白区党的信》(1934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4、64-65页。总之，尽可能一方面配合先遣队的行动，一方面利用先遣队途经当地的机会，推进当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中央局特别告诫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主要环子，应当抓住普遍全国的灾荒问题，发动广大的灾民难民的斗争，争取猛烈发展着的自发灾民斗争，以广泛的统一战线及公开方式，组织各种灾民团体”。⑥《中央局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行动给白区党的信》(1934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4、64-65页。9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令先遣队军政领导人：“你们每到一处，应在居民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可能时应成立工会、贫农团及革命委员会，要动员工农群众参加七军团，组织并领导地方的游击队。为要开展游击战争，应将没收地主及反动商人的财产，散发给工农群众。”⑦《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七军团作战计划补充指示致寻淮洲、乐少华并曾洪易电》(1934年9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先遣队积极贯彻中央上述精神，在沿途党组织的配合下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1934年7月，先遣队发布告农民书：“不交一粒谷子的钱粮，不交一文钱的捐税给卖国的国民党，不给国民党一个铜元作屠杀中国的同胞的军费，豪绅地主是压制你们反日的汉奸，不交他们的租，不还他们债，没收汉奸豪绅地主的土地谷子一切财产，来充裕民众反日的经费与分配给贫苦的农民。”①《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51页。10月1日，先遣队军政领导人电告朱德等称：先遣队准备在闽浙边“开展该地域一带的群众斗争。特别是灾民斗争，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截夺敌人输运车辆，吸引群众参加自己的群众部队，并应进行分配土地与建立政权，及时发展党的组织”②《寻淮洲、乐少华关于红七军团别动队两个连等归属闽北苏区致李德胜、黄道并朱德电》(1934年10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11月25日，先遣队发布布告，号召广大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宣称：“红军没收的财物每年每季随时分给红军家属，不是以一次为限。在苏区内，红军战士受特别的优待。红军家属分好田地，红军家属享受代耕的权利，红军家属买合作社的货廉价百分之十，红军家属在医药方面、求学方面、选择职业方面和娱乐方面都受到特别优待。”③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布告：《关于抗日的目的及欢迎穷人当红军》 (1934年11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龙跃同志回忆：先遣队沿途“号召劳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④龙跃：《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乐少华同志回忆：先遣队在闽东指导土地革命，看到“闽东区的各阶级和平相处是不对的，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并给了其他许多文件”⑤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报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由于流动作战的原因，打土豪成为先遣队开展土地革命工作的主要手段。但是，尽管戎马倥偬，先遣队仍然力求土地革命政策的科学性。黄礼华同志回忆：先遣队在皖南，“打土豪要事先经没收委员会批准，不批准不能乱打。没收的财物中除黄金、白银、烟土外，其余都分给当地的老百姓”⑥黄礼华：《政治工作团随军进皖南》，《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谢文清同志回忆：“打土豪工作，先到群众中调查，然后贴出没收委员会布告，最后由没收委员会人员去执行。没收店铺，要经听取群众意见是否同意，不是官僚买办结合的我们一般不没收，如果特别反动，则加以没收。”⑦谢文清：《皖南行动中的红十军团没收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但是，先遣队的土地革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粟裕大将回忆：“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仍然执行着‘左’倾的一套，不利于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对于我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损害很大。”⑧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当然，这些瑕疵无损于先遣队的历史功绩。
综上所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以宣传抗日为己任，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土地革命向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实现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救亡宣传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