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夏，外患猖獗，黄河又泛滥成灾，难民流离失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的指示，通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于9月间发动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带领学生开展救济募捐和宣传活动，团结广大学生，以合法活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河北省委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并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与彭涛、周小舟等人，积极领导发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成立了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统一组织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任党团书记。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6日，在学联的发动下，平津15个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好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2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共产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039年12月9日。]
毛泽东还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扩日的共同战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并组成以彭涛为党团书记的扩大宣传团党团，领导全团的工作。扩大宣传团下设4个团，共约500人。1936年1月初，4个团的学生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叉国团体。
宣传团员们在斗争中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并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民先队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200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年2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爱国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地深入农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团结、影响和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5个区委。1936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l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数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力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