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78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序幕。历经近80载风雨，这段历史仍然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心头的伤痕。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前线军民奋勇抗敌的同时，后方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战地医院以及后方的医院。这其中不乏当今仍然活跃的名院，在战后亦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和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我们走近这段历史，亲近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功勋医院。
●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我国最著名的战地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原副院长张业胜曾与白求恩一同工作，亲历了这段历史。
1938年4月，白求恩同志从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途中，边行军边治疗伤员，并对陕甘宁边区以及晋北的部分部队医院进行了巡视医疗和调查研究。他发现这些医院的医务人员很少，尤其是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医务人员更是非常缺乏，药品器械及管理经验也都不足，由此他产生了创建一所模范医院的想法，以便为八路军培养医务干部。8月，山西省五台县松岩口这个只有二百余户人家的小山村沸腾了。全体军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积极投入到建设模范医院的工作中。白求恩同志更是忙里忙外，不仅亲自设计方案，还亲自指挥木工组、铁工组、锡匠组、缝纫组、泥工组进行施工。经过五个星期的艰苦奋战，9月15日，终于在五台山下的偏僻山村――松岩口村建起了八路军第一所模范医院。这所由我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正规医院仅存在了13天，即被日军烧毁于一次大规模“扫荡”中。虽然这所模范医院存在时间不长，但是白求恩同志建议的医院各种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却被抗日根据地医疗单位继承下来。如他强调医院各项工作要有程序，各级人员都应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又如建立了消毒程序“十三步法”，换药程序三人一组，各有分工。
此后，白求恩在模范医院的基础上，改建了流动的“特种外科医院”。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40年1月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医院，由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担任首任院长。1948年，在石家庄解放一年后，晋察冀白求恩医科大学与晋冀鲁豫北方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华北医科大学，两个附属医院合并建立起一座比较正规的现代化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今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已被建设成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和急救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见证了中加人民的友谊，其故事已广为人们所熟知。
● 西海地下医院
在胶东抗战史上也有一家医院曾经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西海地下医院。1942-1944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西海地下医院曾救治了上千名抗击日寇的我军战士。
西海地下医院是1941-1944年掖北、掖南、平度一代八路军西海军分区地下卫生所的总称。位于莱州市程郭镇后王门村的后王门村卫生所不仅是掖北地区的中心卫生所，还是西海地下医院的枢纽所在地，整个西海军分区的重伤患都被送到这里进行救治。地下医院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医院。从后王门村西北角一处荒废院落的枯井向下，就是西海地下医院的所在地。医院共有3个入口，纵横跨越4个院落，从南端到北端约80米，从东到西约20米，深度在4～6米。如此庞大的工程量，是靠医务人员和党员、民兵骨干费时数月才完工的。
在地下医院成立的前几个月里，由于没有专职医生，伤员截肢手术没人敢做，直到1943年2月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医疗卫生条件异常艰苦和极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开始尝试着自己动手土法制造生产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最普通的物品，甚至找出许多民间偏方来给伤员治病，如用荠菜酒止血，用大蒜治肠炎、痢疾，用生姜、大葱头治感冒，用艾针灸治关节炎等。西海地下医院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医务人员手无寸铁，在群众掩护下出色地完成了各种治疗任务。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西海地下医院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70多年过去了，当年地下医院的遗迹有的已成废墟，地下医院的工作人员、伤病员和驻村群众多已故去;留下来的，只有医务人员的后人们对那段艰难岁月中同仇敌忾的记忆。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华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医。传教士将基督教医学文化传统也带到了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在抗战时期，这些医院不仅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强大后盾，而且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有些医院逐渐成为中国医疗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导者。
●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被誉为中国内地最古老的教会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其最早是由美国传教医生伯驾于1835年创办的眼科医局，原址在广州十三行，后因火灾停办。1859年医院复办后迁至仁济大街，也就是孙逸仙纪念医院的现址，并改名为广州博济医院。该院当时实施的很多手术都属中国内地首创。1930年博济医院移交岭南大学办理，该院便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岭南大学附属医院改为博济分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后广州沦陷。博济医院一片狼藉，满目疮痍。但博济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四处辗转，为民众服务，为抗战伤病员服务。为了保护长堤本院维持运转，医院悬挂美国国旗，由嘉惠霖医生主持，部分职工留守;另一部分职工由黄雯院长带领退至曲江，组织后方医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医院后，改名“博爱医院”。博济医院被迫迁往文德路留法同学会内，后文德路也被轰炸，部分又迁往校友所办一所医院。在日占期间，广州万国红十字会组织“难民营”，嘉惠霖担任委员会主席(曾被虏进集中营)，收容难民最多时达4万多人，其中多数入博济医院救治。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声名卓著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纷纷投身岭南医学院博济医院参加新中国医疗建设。如陈耀真、谢志光、秦光煜、周寿恺等，他们有的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有的放弃了国民党已购买的全家赴台机票，选择救国兴邦的历史使命。
今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已发展成为一所大型现代化医院。在SARS肆虐期间，全院有98位医务人员染病，但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汶川地震后第二天，就有几名医生上了最前线。在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救人救世救国，医人医身医心”的中山精神仍在。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世界单点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而追溯历史，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却起源于由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基督教会1892年在成都创建的仁济、存仁医院。1914年，英美加的基督教会建立华西协合大学，并将仁济、存仁医院作为其附属教学医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北平(北京)等地的大学和医学院迁至成都，与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联合办医，于1938年7月1日，组建“华大、中大、齐大三大学联合医院”。这所联合医院成为保存中国医学的火种医院。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抗战以来，各校生物系移此，则分配应用之。虽偏小，来客不以拥挤见责。本楼所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及储藏室计约四十间，除六教室公用外，金陵大学用20%，金女大用15%，齐鲁大学用15%，本校及生物材料所用30%左右”。从这里，我们约略可以窥见各校精诚团结、共度难关之一斑。
三大学联合医院的建立，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医疗水平都起了较大作用，因为它集中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和教授，如中大医学院有戚寿南、黄克维(内科)、董秉奇(外科)、程玉磨(神经科)、张礼(解剖学)、蔡翘、吴襄(生理学)、童弟周(胚胎学)、林飞卿(细菌学)、余光元(药理学)、康锡荣(病理学)、樊培禄(儿科学)、阴毓章(耳鼻喉科)、黄天启(牙科)等;齐大医院有陈耀真(眼科)、张汇泉(组胚)、叶鹿鸣(解剖学)、侯宝璋(病理)、郎健寰(耳鼻喉科)、李赞文(生化)、刘荣耀(外科)等;华大医学院有莫尔思(解剖学)、启真道(生理学)、毕德生(五官科)、林则、吉士道、曹钟(内科)、杜顺德(寄生虫、儿科)、兰天鹤(生化)、乐以成(妇产科)，刘延龄、邹海帆(牙科)等。
联合医院还建立了一整套医院管理制度，为医生从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到科主任，护理人员从助理护士、护士、护士长到总护士长，都建立了各自的岗位责任制。医院各科室有定期的各种业务会议，以及门诊病历制度等，这些制度多仿照北平协和医院的制度而制定。这对于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确是一个大的飞跃。
抗战时期，华西坝的各种学术活动并未因战事而停滞。如1937年12月，陈耀真、郎健寰等教授发起成立的眼耳鼻喉学会，除暑假休会外，每月都举行学术例会，一直坚持到1950年，前后举行115次例会。
多难兴邦。在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人民的团结和觉醒，而华西医院则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者。
● 湘雅医院
提起湘雅，几乎所有人都须承认它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西医院之一，其前身是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派遣的爱德华?胡美医学博士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医院。1914年湘雅医学会将其接收，并正式更名为湘雅医院。
在抗日战争期间，湘雅医院以其卫国、护国而声震中华大地。有图文记载的首支抗战前线医疗队，即是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博士率领的湘雅东北救护队。1933年2月18日《天津益世报》以“湘雅医院组织东北救护队，王光宇(即王子玕)任队长出发北上，设立野战医院实施救援”为题进行了报道。“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日渐升级，战争一触即发。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湘雅首届校友张孝骞，于1936年下半年取道山西返回母校，受聘为教务长和内科教授，并于1937年被校方委任代理湘雅医学院院长和护校校长。
七七事变后，湘雅医学院何去何从关系到学校的存亡。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张孝骞力主将湘雅医院迁到安全的地方保存下来，以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经学院讨论，最后确定搬迁到贵州贵阳。张孝骞院长不辞幸苦，四处奔走，争取支持，多方筹措搬迁经费和运输工具，于1938年6月开始搬迁，10月11日学院全部搬迁到贵阳。
1941年9月，经过激战，日军进入长沙。湘雅医院因彼时日美尚未开战而成为难民的避难所。张孝骞在《国立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的情况》中追忆，一个日本兵追赶一名妇女，见她进了医院，日本兵却被一个美国大汉堵在那张小门前，他端着刺刀，抵住那美国人，却不敢越这个雷池一步。
● 北京协和医院
1937年，北平沦陷。中国现代医学的代表――北京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成了日本人的兵营。但是这所中国最知名的医院却未在战争中“沦陷”，从医院珍藏的大量病案文献中，人们能发现抗战时期北京协和医院的那段艰难历史。
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中有这样一些照片记录着：协和师生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开设军事医官训练班和学生医疗队，奔赴前线开设战地医院;协和救护队出征前线之前的一个出征仪式;救护队在进行军事化的训练等。
这些病案不仅记录了抗战伤员的基本信息和救治情况，其中大量的医学数据也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铁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的传染病，特别是恶性传染病霍乱的发病人数骤增。很多历史学者调取这些病案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病例上升的事实，再次证实了日本在我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