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
“日籍同志”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与佐尔格案不同，在中共谍报团案中，被认定魁首的几乎都是身居日侵华机构要职的中共“日籍同志”，吊诡的是他们大都毕业于日培养侵华的间谍学校——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实为日间谍学校)明信片
提及东亚同文书院，熟悉近代中日历史的人并不陌生。1900年5月，东亚同文书院最早设于南京(时称南京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之“东亚”，乃“东亚共荣”之东亚;“同文”则意为“书同其文，民同其俗”，1900年8月迁至上海并正式更名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办学宗旨是专门培养中日双语人才。学院一方面招收日本青年留学中国，另一方面又输送中国学员留学日本，以形成日本的“知华派”与中国的“知日派”，其实质是日本侵华战争培养人才的基地。
在东亚同文书院长达45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日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的人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都留在了中国，进入日本在华的军政外交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各地的伪政权。
中共谍报团案中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日籍同志”，早年也出自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他们之所以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时期勇敢地站在了中国人民一边，以至于后来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成员，这与老资格中共党员王学文密切相关。
王学文，原名王守春，笔名念先，江苏徐州人。王学文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深谙日文的王学文回国后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这期间培养出了一批日本进步青年，其中就包括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在王学文的影响下，中西功与其他同学一起融入到反战及进步斗争的洪流中。
1930年初，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安斋库治(战后为日共常任干部会员)等人计划发行校内左翼杂志《图南学报》，并请求尾崎秀实担任指导。以此为契机，尾崎秀实影响并指导进步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左翼学生们和尾崎秀实的关系源流便由此而产生。据左尔格案被判12年徒刑最后死于狱中水野成的审讯记录记载：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接受尾崎秀实的指导，于1930年1月前后开始信奉共产主义”。
中西功
1930年7月，中西功与西里龙夫等人一起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该组织通过王学文直接受中共上海情报组织的领导。
1932年，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由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通晓汉语，对中国的情况又很了解，日本驻沪总领事便要求书院学生出动支援日军，这引起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
为了防止卷入侵华战争，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发起“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日本学生归国运动”。
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日军陆海两派的矛盾，争取到了日本陆军的支持，在陆军的保护下，1932年2月，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踏上了归国的航船，中西功有幸与进步记者尾崎秀实一道同船返回日本。在日期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西功则与尾崎秀实的关系日益紧密，曾为尾崎秀实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并向尾崎秀实学习了情报工作。其间，二人都因在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积极活动而先后被捕过。
“日籍同志”构成的红色情报网
中共隐蔽战线的开拓与领导者周恩来高度重视“日籍同志”组成的对日情报网，赞誉为中国的“国宝”。他们是：东京的尾崎秀实：上世纪20年代以记者身份来沪，与鲁迅、王学文等交往密切，思想进步，对中西功等人影响很大，成为近卫首相顾问后，不断为中西功小组提供情报。
上海的中西功：“满铁”上海调查处负责人、日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顾问、日中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顾问，中西功小组核心成员。
南京的西里龙夫：日驻华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顾问、汪伪中央联合通讯社指导官，中西功小组核心成员。
北平的尾崎庄太郎：“满铁”北方经济调查所经济组长，协助中西功工作。
山西的白井行幸：日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协助中西功工作。
中西功小组中每位“日籍同志”都有一名中国同志配合其工作，触角四通八达，无孔不入。
由“日籍同志”组成的对日情报网中，严格讲尾崎秀实并不属于中共谍报团案中的“日籍同志”，作为佐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他对共产主义更多是同情和理解。1932年自上海回国后，尾崎秀实就开始陆续撰写有关中国的政治评论，诸如《处于暴风雨中的支那》《从国际关系看到的支那》等，尾崎秀实逐渐以中国问题专家为人们所熟知。1937年3月成为具有近卫首相智库性质“支那问题研究部会”的负责人，该机构办公地点就在首相官邸内，尾崎秀实可自由出入。佐尔格案发后，他与佐尔格一起于1944年11月7日被绞刑处死。
尾崎秀实
关于“中共上海情报科”，这个看似好像地方情报组织的名称，实际是中共在沦陷区获取情报来源的主要机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籍同志”则是这个上海情报组织中的重量级成员。
1933年春，西里龙夫到上海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驻沪记者。第二年，他找到东亚同文书院的老师王学文，并加入了中共，开始对日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
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满铁”总社调查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移至上海，又设法调到“满铁”上海办事处，还通过西里龙夫联系上王学文，于1938年加入中共。中西功又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设立调查室并自任主任，安排程和生等上海情报科成员任职这个特殊的日本驻华情报机构。在敌国重要情报机关公然设立完全为己方工作的机构，古今中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例。
20世纪30年代，中西功在上海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共上海情报科工作的重心转向对日战略情报的收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籍同志”，就是在这个阶段发挥了他们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对日情报网有个形象的说法：上海的中西功为“第一军”，南京的西里龙夫是“第二军”，隐蔽在汪精卫身边任日文翻译兼秘书的汪锦元类似“独立旅”，其他在上海、南京、无锡的情报员好比是“游击队”。中共上海情报科李德生负责的南京组，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站，把得到的情报送至上海，再通过电台发往延安。此外，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太郎，山西的白井行幸等人，相当于驻华北的“野战军”。
中西功小组以几位“日籍同志”为经纬编织的情报网，他们从日伪高层获取的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高层对时局的判断和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日籍同志”独特的情报贡献
据1982年日本公开的《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记载：“这个组织搜集情报的范围不止于‘对日’，但确以搜集日本情报为主要目标。而搜集日本情报，最好的机会便是在日驻华机构中寻找‘代理人’(上海情报科的日本人都是信仰坚笃的中共党员)。上海情报科所搜集的情报，确以‘日本同志’近水楼台得来的质量最高。‘日本同志’不仅仅只是消极地坐收情报，还利用特殊身份为获取情报创造条件”。
另据日本特高课对中西功的审讯笔录记载：“由于被告的利敌行为，造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似应采取极刑为宜”。
日本特高课对中西功等“日籍同志”提供的情报价值和作用，也给予了评价。他们认为，中共谍报团案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佐尔格案。
抗战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对日情报的辉煌成绩，这些“日籍同志”功不可没，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中西功与西里龙夫。
西里龙夫可以说是“日籍同志”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他从1930年就在中共领导下工作，是参加中共时间最长的“日籍同志”。抗战爆发后，陆续来沪的“日籍同志”都是经过他的介绍参加并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抗战爆发前，西里龙夫利用日本记者身份出入各国使馆、日本驻华部队及武官府等处，搜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和内幕消息。抗战爆发后，他对日军每次出击的作战计划，例如攻击目标、部队配备、师团编号等，多数都能够获取并提供给中共党组织。在南京期间，西里龙夫利用军部报导部顾问及伪中央通讯社身份，向中共上海情报组织提供了伪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敌伪间的摩擦情报，价值很高。
而居身华北的尾崎庄太郎与白井行幸，他们获取的一些情报主要是通过中西功与西里龙夫转交的。让人惋惜的是，他们二人1941年前后刚与中共上海情报组织发生联系后不久，由于受佐尔格案被破获的影响，情报工作开展不久，就遭到逮捕了。
在“日籍同志”中表现最突出的非中西功莫属。1934年尾崎秀实将中西功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中西功在华巡游后写出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重视。1938年，日本“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支那通”从事的却是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将他掌握收集的情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包括：“满铁”每月的月报;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的情况;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情况;日本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的经济掠夺;日军占领武汉后对蒋介石诱降的进展情况;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对八路军、新四军“大扫荡”的军事行动等。
此时东京的尾崎秀实还不断给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等内容的诸多情报，再由他转发至延安。据说，中共高层看到这些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就如同参加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并做了详细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功冒险东去获取了日本战争动向及发动太平洋战争准确日期等重大战略情报，他的杰出贡献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名垂青史!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最关注的焦点。隐蔽在首相身边的尾崎秀实将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消息，通过佐尔格告知斯大林，使苏军在莫斯科危机时刻扭转了战局。其实中西功对此情报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珍珠港事变发生的前两个月，此时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已被逮捕，日本决策层对南进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具体日期还未最后确定。
为获取第一手准确情报，11月中下旬中西功冒险离沪返回了日本。在东京，中西功迅速采取了以下步骤程序：情报搜集、分析研判与核实印证。
最初，中西功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日军驻守中国南部的军队已经开始向台湾集结，他的记者朋友正赶往那里与日本军队会合。
接下来，中西功在翻阅10月26日《朝日新闻》报纸时，一条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首相偕海相参拜伊势神宫”。首相东条英机兼任陆相，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陆海两军首脑向来不合，如今携手共同参拜，说明陆海军已消除分歧。
中西功还发现一件怪事，时近冬季，日本国内驻军却在配发夏装，而且还有短裤，联想起返日途经大连看到的“关特演”，迹象表明那实际上是一次“南撤”的登陆演习。
随后的消息印证了中西功的判断：11月20日在日本皇宫内召开了政府与重臣们的“恳谈会”。经首相诚恳解释，全体重臣对政府向南开战的决心最终表示谅解并予以支持。
中西功决定马上由日返回中国，他途经大连时，“满铁”的同事透露，从日本来的轮船，其实都是空载，返回日本却装满了关东军的士兵。中西功在“满铁”通报上，还看到了日本将于11月30日结束与美国谈判;日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南进部队兵力编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单等绝密信息。
中西功根据这些迹象断定，日军南下意图已定，并推算出日军南进作战应在三个星期天发生。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在12月15日，12月7日的可能性最大。
中西功迅速向中共上海情报科作了汇报。果不其然，第二个星期天的拂晓，即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出动数百架飞机对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轰炸，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中西功接续完成佐尔格、尾崎秀实未能完成的情报工作。
中共谍报团案“日籍同志”的结局
抗战时期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居然能在日本情报机构内部发展一个日本人情报小组，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但中共谍报团案被破获，也说明中西功小组是不太成功的潜伏小组。情报活动按常理说必须单线联系，可中西功小组却违背常规，群体交往，小组成员本来就是同学，相互间没有秘密而言，一旦有人暴露，很容易牵连全体，导致全军覆没!
1941年10月东京警视厅破获了佐尔格案，震惊日本朝野。从此案日本情报机构发现原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同尾崎秀实相识，尾崎秀实除了向左尔格提供情报，还把一些重大情报源源不断给了与中共有联系的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自然就查到了中西功，并发现了有“日籍同志”参加的中共情报机构。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逮捕。同时被遭捕的还有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以及中共上海情报站和南京情报站及“满铁”特别调查班中潜伏的中共党员共计20多人。
就在佐尔格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曾收到从东京发来的署名“白川次郎”(中西功曾用的笔名)的电报，内容只有三个字“向西去”，提醒他东京出了问题，要他迅速撤往西部的中共根据地。但中西功认为日本人现在还不至于抓他，贸然撤退会危及周围其他同志，放弃多年经营构筑的情报网，实在令人惋惜。
1944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押解到日本东京，关进巢鸭监狱，狱中他们受到了残酷的折磨与拷问。但肉体上的苦痛，摧毁不了这些“日籍同志”的斗志与坚定信念，在几十次审讯中，他们昂首挺胸，慷慨陈词。1945年8月，中西功被日本检察机关以“违反治安维护法和外患罪”起诉，并被判处死刑，9月份等待执行。
所幸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由驻日盟军释放出狱，而白井行幸却病死于狱中。出狱后的“日籍同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狱中的中西功还坚持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一书，并于1946年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和红军长征的日文著作。1973年，62岁的中西功因病去世。弥留之际，这位老人仍然惦记着中国，他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1982 年，西里龙夫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完成了中西功未了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