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依赖于民族存在并反作用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并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的总和，是维系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是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固基石。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一系列殊死较量的同时，形成了这个时期特有的民族意识，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敌入侵，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感已经逐渐萌芽和形成。“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日寇肆无忌惮的大肆侵略，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2.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抨击时政，提出各自的抗日主张。王造时提出：现在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找出根本有效的政策，来反对狼心狗胆的日本。他告诫国民党当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压迫救国运动，国民党终必被人打倒无疑。冯玉祥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武装抗日，反对依靠国联，认为唯有团结民众，督促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雪无上之奇耻。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持续不断的武装抵抗开始，中经“一·二八”上海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5年“一·二九”运动，再到1936年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多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其间，参加群众之广泛性，斗争形式之多样性，对敌作战之顽强性，以及民族意识之鲜明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民族使命感的增强，对于促进两党再次合作，实现民族大团结，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体现。这一系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
3.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认同感。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同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开拓和维护了祖国的疆域，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渊源形成了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根深蒂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阶级纷争、集团纷争及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大大的减弱，也给日本侵略者妄图侵占中国以可乘之机。在敌寇深入境内、民族危亡在即之际，原先长期处于对峙的国共两党各自逐步调整战略方针政策，停止纷争，达成一致对外的共识，由分裂走向了合作。同时，国内各政派、各阶层纷纷泯除歧见，统一对敌步调。各界民从满怀报国热忱，投身抗战洪流。各地少数民族争相奋起，共同抵御敌人。海外侨胞以赤子之心，踊跃捐输助战。全国各民族在精神上、行动上和意志上形成合力，共御外侵，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一致，认同感高度统一。
4.谋求复兴发展的紧迫感。自鸦片战争起，第一次对外抵抗的失败，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促使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中国人在蒙受民族屈辱的同时，痛切地感到自己的落后和列强的先进。正是在这种危机意识的支配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谋划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道。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之说，洋务派“求强”、“求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以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虽然这些复兴的蓝图没有实现，但对后来者起到了大很的启迪作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步步升级的侵华战争，在使中华民族危机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深化了人们改革动机与复兴意向。人们认识到，国家贫穷落后，必遭列强凌辱，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处境，就必须民展中国，实现民族的复兴。著名作家林语堂在作品《中国人》中指出：中国除了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这个“现代化”是被迫做出的选择。可见，日本侵华造成的沉重灾难，使中国人痛切地感觉到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使中华民族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
5.追求民主的主人翁意识。在以往的反侵略斗争中，爱国志士的思想大都还一般地停留在忠君报国、抵御外侮的层面，很少提出相应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民主的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情结的高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也普遍提高，要求当家作主的愿望愈益强烈。人们不仅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战，而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政策和行动，使广大民众对民主政治产生巨大的心理认同，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参政热情。在“三三制”政权下，各地参加投票的选民达70%以上。尽管这些类似的民主运动仍处于幼稚期，但却唤起了曾经游离于民主之外的基层民众对民主的渴求，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就社会意义而言，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改造和民主政治洗礼，其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