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开始后，蒋百里向蒋介石提出迁移已处在日本鬼子兵锋之下的山东钢铁企业的建议，得到采纳，由此而开始了中国后方包括工厂、学校在内的总撤退。
抗战时期中国后方大撤退是中国人艰苦年代的一部史诗，由于中国地域广阔，需要内迁的目标众多，而当时中国交通条件和运输能力严重滞后，加之日本鬼子空中地面的破坏，使得这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迁过程，充满愁苦惊恐、悲壮豪迈。
上海八一三战役发起后，中国后方总撤退包括迁都，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第七战区刘湘司令长官建议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10月29日决定“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敌大后方”。因此，向西南撤退成为机关、工厂、学校的首选。
一、宜昌的作用。当时，到西南主要有这么几条路，一是北方的老百姓逃至陕西后，翻秦岭进四川;二是沿长江进四川;三是经湖南衡阳到桂林、柳州后进入贵州。其中沿长江进四川是最主要的通道，原因是转移的工厂，都携带着大量的机械设备，组织船运，相对要简单方便的多，对于逃难的老百姓，哪条道都行，只要能到达目的地就行，因为不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都能搞到坐船的指标名额。而经长江进入四川因长江三峡航道窄，所有开过来的大船必须在宜昌换乘大马力的小船才能通过，所以宜昌便成为当时向西南大撤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运站。需要说明的是，宜昌不仅是向西南撤退的中转站，还要承担由四川运往前线补充前线川军物资的中转任务。那个时候的宜昌热闹非凡，机关、部队在宜昌驻有专门办事机构，协调运输，数以万计的难民、万吨乃至十万吨入川物资大批、长期积压在码头，以致争抢船只和航运指标的事件层出不穷，直到宜昌失守，一直承担着转运站角色，宜昌是那个苦难年月的见证。
二、政府机关撤退。1937年11月16日，年届70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到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地下防空洞，向参加国防会议的高级干部们辞行，率直属部门工作人员前往重庆，他凄楚说道“你们一定要抗战到底啊”，由此揭开了政府机关向后方转移的大幕。随着政府主席的离开，国民政府各院、部也开始撤离南京。林森是国民政府元首，乘军舰先到宜昌，换乘民生公司民船于11月29日抵达重庆储奇门码头，10万军民在码头迎接，军舰鸣24响礼炮，乐队高奏救国军歌，欢迎政府主席的到来，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的军事机关，迁往武汉，指挥全国抗战，一年后迁至重庆。领导们的撤退好办，国家再难，也会想办法解决，基层干部和广大工作人员就难办了，不可能全部迁移，其中认为不需要的，一律以“非必要人员”名义予以疏散，或自行到后方去。政府机关的撤退，主要是中高级干部和文书档案，并且相对有计划性，交通工具由政府联系解决，困难相对少了许多。
三、工厂大迁徙。中国当时工业十分薄弱，仅有的民族工业不能全留给日本人，况且中国也需要这些薄弱的工业来支撑抗战，在向后方搬迁时，首先考虑的是军工企业，然后是其它企业，先将机器、材料拆除，集中运至武汉，然后分别向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长沙转移。工厂的拆迁转移是最为复杂的，战争期间难度更加加大，在一些战区，工人冒着轰炸折除设备，设备拆除后，运输又成了问题，能用的运输工具全用上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驴拉人扛，朩船火轮，成千上万的工人，万吨万吨的机器设备，向着大后方转进。有些私企老板，不愿意搬迁，一种情况是认为中日战争不会持久，一种是日本人来了也照样赚钱，这些人给搬迁工作形成很大阻力，国民政府虽然采取补贴和收购的办法解决了一大批，但仍有部分企业留在敌占区。
工厂搬迁初期，因内迁目的地不明确，少部分工厂直接迁至重庆，大部分先迁移至后方安全地区，主要是武汉地区，并逐渐复工，由于战线不断接近，被迫再次迁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经过三年的抢运，这些西迁的工厂再次逐步恢复生产，在国统区又形成了11个工业中心，不仅使中国薄弱的工业种子得以继续生根，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因工业搬迁动手晚，时间仓促，北方的工厂得以完整搬迁的不多，南方浙江等地也由于地方阻挠和部分资本家抵触，部分工矿企业落入鬼子之手。
四、学校内迁。战争期间，像中国这样组织各类学校大迁徙的例子，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次壮举。战争伊始，反对迁徙学校的意见声浪很高，但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高校内迁，理由是“为自力更生抗战救国，原有教育必须维持”。高校内迁动手最早，1937年7月，中国高校就开始了大迁徙，学校的迁徙是随着战线不断拉近而不断向后方撤退的，除了中央大学直接迁至重庆外，其它学校的内迁大多经历了几次波折。七七事变前，北大、清华、南开便开始南迁，先到了长沙，在长沙，这三所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合并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因战线逼近，学校分三路向昆明转移，其中一路以女性为主，由长沙到广州、香港，船运至越南，沿滇越铁路到达昆明;浙江大学是在鬼子距离杭州还有120公里时开始转移，先撤至天目山区，再到浙江建德，再到江西吉安，经历四次搬迁，途中携带能装30艘民船的图书仪器，艰难转进，最终抵达贵州遵义。
到1939年底，学校内迁基本完成并复课，其中大部分迁往云贵川地区，长沙临大改称西南联大，中央、中山、交通、复旦大学迁至重庆，武汉大学至乐山，北师大等院校迁至陕西，还击有一部分大学迁至敌后安全地区。
不仅高校进行了迁移，一些重点中学也转移到了后方，陈独秀供职于四川江津的那所学校国立九中，前身便是安徽省立第二临中。
五、难民逃亡。老百姓总是最倒霉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愿意背井离乡的也坐不住了，开始逃亡，大规模逃亡引起国民政府重视，采取很多措施实施赈济，但赈济不过来啊，人太多了，仅开战最初两年，接受救济的就达400多万人，大多数是无目的四散而逃，在数以千万计的难民中，农村人口最多，但数字没办法统计，以城市来说吧，无锡市30万人，跑的只剩下一万多。虽然国民政府在主要交通要道设置了难民救助站，虽然给予一定的减免车票优惠，虽然提供了一些食品，但，距实际需要相差太远了，当时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面面照顾到，以至于难民潮拥挤过去的地方，树皮都啃光了，绝大多数老百姓扶老携幼，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不知道哪里是终点站，随着潮流，向着他们自己认为没有鬼子的地方跋涉逃亡。据统计，有2000万左右的难民最终到达后方，死在路上的到底有多少，只有慢慢探究了。
六、民生公司与卢作孚。在这场大撤退中，四川民生轮船公司和公司老板卢作孚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八一三上海战役打响后，大撤退便开始动作，当时国民政府并没有把这个公司看的多么高大，就是一个普通私营航运企业而已。上海战役期间，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战略考虑，将大批军舰和民船沉入长江，以阻滞日本鬼子沿江西进，在征用民船沉江过程中，民生公司也被列入计划，命令他们公司所有船舶全部开到田家镇，沉入长江。卢作孚得知消息后找到蒋介石，陈明情况，告知蒋介石要想由长江进入四川，必须依靠民生公司，因为从宜昌到重庆的航道，只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能够通过，如果能保住公司的船只，公司愿意为中国向西南的大撤退贡献一切力量。蒋介石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果然如此，便同意卢作孚请求，由该公司承担向西南撤退的运输任务，为工作方便，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副部长，协调长江航运。
该公司由此开始了艰难困苦不断倍增的大撤退运输任务，付出了很大牺牲和损失，为物资入川、军火出川提供了有力保证。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卢作孚和他的公司，当年中国向西南的大撤退，功效至少缩水一半，民生公司为坚持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