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汤恩伯将军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辖第9军、第13军、第29军、第57军、第89军、第94军、第97军和第98军。
不久，石觉第13军奉命调往西南。部队经豫西、鄂西和川东于11月下旬到达四川江津。
在鄂西我们和军长石觉乘同一长江客轮。到达重庆时，石觉军长下船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我们则继续乘船到江津。
当时我是石觉第13军蔡剑鸣(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后任第13军副军长、第9兵团副司令)第4师第10团副团长。(第13军是汤恩伯的核心部队，第4师是核心师。)
在日军倾力发动的其历史上空前的、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后期，1944年11月上旬日军以强大兵力攻占桂林和柳州后，即于当月下旬以一部由广西兵分三路进攻贵州。
当时日军制定了“关于贵阳方面的作战指导”，企图一举攻占贵阳。
12月2日，日军攻占贵州独山，一股日军还攻抵都匀县境，直逼重庆的南大门贵阳，震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据说当时日军曾叫嚣会师贵阳、直取重庆。这就是抗战后期一时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
当时西南大后方人心惶惶，美国和英国拟撤侨，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发出“重庆危急”的消息，并有国民政府将由重庆再迁都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等传言。
蒋介石当时称：“自三合(三都县治)、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亦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独山失陷前美英联合参谋部本已同意将在缅甸北部的中国远征军抽调2个精锐师回国增援贵州(拟将部队从缅北空运至贵阳，然后车运至黔南阻击日军)，却因蒙巴顿将军(时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英国海军中将)的抗议而突然停止。由是蒋介石一度认为局势等于绝望，曾决定如日军继续深入，即放弃贵阳，固守乌江，以待各路部队之集中，再图反攻，最后则坚守重庆，与之共存亡。(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支持蒙巴顿将军的意见，后经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丘吉尔斡旋，12月5日中国远征军2个师方开始从缅甸空运回国，为时已晚。)
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1944年10月底到任，取代史迪威将军。史迪威竟然要求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并由美方支配美国援华物资，这已涉及中国主权国格，蒋介石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要求美国将史迪威召回)当时向蒋介石建议国民政府迁都昆明(美国和英国的文官12月撤离重庆)，蒋介石则郑重表示，“此为中华民族精神大节之所关，不能讨论，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绝不离渝一步也。”魏德迈将军深受感动并表示愿与中国领袖和将领们共存亡。(魏德迈将军当时说：“法国人打了六个星期即告屈膝。可是坚韧的中国人民已经苦撑了七年。”)
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确保黔边，屏障陪都(重庆)，相机击破敌人”之方针，迅速调兵遣将，以抗击日军、捍卫陪都，稳定西南大后方。
12月初的一天，蔡剑鸣第4师接到第13军军长石觉的紧急命令：“即派第10团韩声涛率第1营为我军先头部队疾驰贵阳汤总司令部候命。”
军情紧要，石觉军长又亲自打电话向我交代细节。汤恩伯总司令召最嫡系急兵护驾，起码应派正团长率部前往，我在电话里曾谦让了一句，石觉军长即曰：“我指定你去!”
形势紧迫，我立即紧急集合队伍从江津出发，乘汽车疾驰贵阳。
汤恩伯总司令的司令部设在贵阳的一个大山洞里。到司令部要经过几道警卫，我一报第13军第4师，卫兵态度即刻改变，恭敬放行。
我踏进司令部，见身披军大衣的汤恩伯总司令正在和一人交谈。我立正敬礼大声说：“报告汤总司令，第4师第10团副团长韩声涛带第1营到达，恭候汤总司令指示。”汤恩伯总司令面带微笑，连声说：“好，好，好。”并向我介绍与他谈话的人：“这位是贵州省吴主席(即吴鼎昌，曾任《大公报》社长，主黔前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我向吴主席敬礼，吴主席微笑颔首。
汤恩伯总司令招手示意我随他走到一幅挂在墙上的大地图前。他向我边说边指点日军当时的位置和我营及整个第13军的布防位置，语言简洁有力，使我对形势和布防即刻明了，感觉日军很快就要进攻贵阳。
然后汤恩伯总司令口授命令，我即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准备认真记录。我刚要动笔，不料他竟然和气地说：“把本给我，我来写。”他掏出派克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我营的布防位置及防守要求。
赫赫有名的汤总司令亲自布置防守任务并替一个副团长书写命令，实属罕见。当时形势的严峻和部队防守的重要可见一斑。
汤恩伯总司令的字写得很好，在河南时，我曾看过他的大字书法“有我无敌”，笔力遒劲，很有气势。
当时汤恩伯总司令和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都穿戴整齐，这意味着局势紧张，他们可以随时转移。
我离开司令部即率第1营强行军赶往汤恩伯总司令指定的阵地布防并将情况电话报告军长石觉。
不久军长石觉率第13军(辖3个师、1个教导旅、1个反装甲兵团、1个重炮团，1个山炮团和中美爆破队)抵贵阳，在贵阳前沿马场坪一线布防。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石觉军长的任务是：“死守贵阳”，掩护大军在乌江沿线集中。
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自重庆亲自电话指示石觉军长：“你要死守贵阳。”
此前汤恩伯部孙元良(时任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9军军长)第29军王铁麟第91师已于11月下旬奉命开赴独山抗敌。
12月8日，王铁麟第91师收复独山。
12月10日，黔南日军被肃清，日军撤退到广西，贵阳解危。
日军撤出贵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汤恩伯所部调贵州，尤其是其核心部队石觉第13军抵贵阳，应是日军不敢在贵州轻举妄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石觉第13军就驻扎在贵阳，防守这个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
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1945年元旦《告全国军民书》中说：
“ 回溯这八年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豫犯滇，窜扰桂柳，猖狂盲进，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贵州的独山 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到耻辱之重，实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为第一期抗战[战略防御]，此后为第二期抗战[战略相持]，1945年5月后为第三期抗战[战略反攻]。)
